就中国历史而言，外来宗教走向本土化，最终都必须深层融入中华文明。佛教自东汉时期传入中原后，围绕僧俗关系与政教边界展开持续的本土化阐释：从东晋时期慧远提出“沙门不敬王者”主张到隋唐时期佛教律学的发展，与度牒、僧籍、戒坛等制度相配合，逐步形成了国家依法规范管理、僧团依戒自律的宗教治理格局；再到佛教“报四重恩”思想广泛传播，把爱国、孝亲、济世等伦理融入佛教修行实践。中国佛教在长期发展中，不断适应国家制度和中华文化，逐步形成了既出世又入世、与社会相协调的发展道路。明清时期，中国穆斯林学者发展出“以儒诠经”的传统，用儒家语言解释伊斯兰教教义。明末来华传教士利玛窦则主张尊重儒家礼仪，以适应中国文化的方式传播天主教。这些努力都体现了外来宗教在中国积极探索与本土文化和谐共处的发展路径。历史经验表明，“中国化”是外来宗教健康传承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