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建佛学院期间，我对佛学院教育产生了一些看法，这种教育模式只能培养学僧的知见、知识，但是对道心、戒律行持等最根本的东西却很难产生作用。于是，便想回到山上静修。1991年，我就返回平兴寺了。因为当时平兴寺的建筑只有我们当年所建的五间石头房，所以才想重新建一座大殿以及几座僧寮，从来没有想到会住这么多人。

后来，因为刚出家的沙弥逐渐增多，便想集中起来学点东西，所以在1992年创办“普隐学堂”。当时有20多位沙弥，但是自己总是觉得这种教育仍然是佛学院模式，有点灰心。后来几年，逐渐有些青年比丘来山共住，于是我便想专门从戒律下手，无论是在教学上，还是在日常行持中，都强调依戒律而行。

山上十分安静，没有任何外界的干扰，所以一般人很难住下来。刚开始只有七八位比丘，后来慢慢多一点，但是流动性很大。一方面山上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学戒、持戒更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所以许多比丘都是慕名而来，但总是因为难以坚持而下山。所以，我对戒律的弘扬虽然有些愿力，但基本上仍然抱着一种随缘的态度。在佛菩萨的加被下，逐渐有些比丘固定住了下来，其中一些已在山上住了将近十年了，无论是对戒律的了解上，还是在戒律的行持上，都应该颇有成就吧!而且随着寺院制度的完善，这个道场自然也就产生摄众的作用。

问:您在戒律方面的行持与弘扬在今天特别难能可贵，请您谈谈这方面的做法与感受。

法师:当今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持戒与弘扬戒律确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从二千五百多年前的佛陀时代，到二十一世纪的现代化时代，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戒律是在古印度佛陀时代制定的，现在要如何持守与面对，这个问题不得不慎重对待。

有人认为律藏已经过时了，有人认为戒律要重新更改。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已经有二千多年了，佛教受到中国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影响，已经成为中国佛教了。虽然如此，戒律依然是住持佛法的根本。戒经中说:“毗尼藏者，佛法寿命;毗尼藏住，佛法方住。”佛是三界导师，不能说二千多年前所制定的戒律，现在就没有行持的意义了。不过比丘戒的产生，是根据当时比丘和僧团的需要，比丘在修行生活中发生了一些不轨行为，有碍比丘和僧团的清净，受到社会的讥嫌，影响到僧团的和合共住，以及成为修定的障碍等，尤其是为了避免社会的讥嫌和毁谤，故此才制定种种戒相。通过遵守戒相以及僧团的制度，使得僧相庄严，内心清净，信施尊重，长养生根，使僧伽命脉延续，广摄有情，同登彼岸，这是制定戒律的根本意义所在。

中国佛教向来以“农禅并重”为优良传统，这就可以根据《五分律》的“随方毗尼”来加以说明了。至于根本重戒、避讥嫌、妨贪欲等戒相，怎会过时、怎能更改呢?诸如作持中的半月诵戒、夏安居、自恣、悔罪、受戒等行仪依然要行，也根本可行。只要有人出家，身份的完成和确认，必须通过戒律来完成，戒律是不可缺少的。七众的身份不同，是取决于报体的戒法的差别。如果没有戒律，如何分别在家、出家、沙弥、比丘呢?

多年来，因为学律也曾受到各种非议，但认同的还是多数。全国各地僧青年纷至沓来，发心学戒。不过坚持下来很难，一方面能够深入律藏难，另一方面持戒难。几年来，学律者的共同认识，是感觉到持戒需要有一定的氛围，只有在共住、共见和有人护持的情况下才有办法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