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党和政府切实认真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真正做到把宗教信仰作为公民的私事，从法律和政策的实施上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权利和宗教界的合法权益，这是实现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本前提。

（四）“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依据与途径，赵朴老从宗教的三大层面来分别论述。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实体，通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四十多年来，宗教团体、宗教界人士和广大的信教群众在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维护社会安定和民族团结，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支持社会救济公益事业，促进祖国统一，发展对外友好，保卫亚洲与世界和平诸多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事实证明，宗教不仅能够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而且从整体上看，从主要方面来说，已经做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从宗教的思想信仰来说，赵朴老以佛教为例，佛教思想文化是能够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佛教教义中“建设人间净土，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理想；“众生平等”的主张；“报国土恩，报众生恩，普度众生”的愿力；“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的原则；“慈悲喜舍，四摄六和”的精神；“广学多闻，难学能学，尽一切学”的教诫；“自利利他，广种福田”的思想；“禁止杀、盗、淫、妄”等戒规，以及中国佛教的许多优良传统，都与社会主义“四有”“五爱”的要求有相通之处。

从文化建设方面来说，社会主义文化是在继承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宗教文化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在当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特殊的积极作用。

因此，赵朴老对“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论述是从宗教作为“多元整体性”的实在整体出发，强调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适应也是“多元整体”的适应，即思想信仰、文化体系与社会实体三大层面的适应。

最后，赵朴老高度评价“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理论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问题理论，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教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赵朴老作为中国佛教界的领袖，从1953年参与中国佛教协会筹备开始，便运用“自知、自反、自强”的思考方法不断探讨中国佛教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强调中国佛教经过“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形成了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

198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三十周年。12月5日，赵朴老在中国佛协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周年》的长篇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中国佛教走向的问题：“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佛教徒，对于自己信奉的佛教，应当提倡一种思想，发扬三个传统。

中国佛教已有近二千年的悠久历史。在当今的时代，中国佛教向何处去？什么是需要我们发扬的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这是我们要认真思考和正确解决的两个重大问题。”^⑤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即是提倡人间佛教思想；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即是发扬中国佛教的三个优良传统：一、农禅并重，二、注重学术研究，三、国际友好交流。

1984年，赵朴老在《佛教与中国文化》^⑥中指出，中国佛教具有三个特点：一、全面性；二、丰富性；三、广延性。同时，赵朴老在《佛教和中国文化》一文中继续探讨佛教与汉民族文化的结合，提出佛教的学术化、艺术化和社会化。“三化”与“三大成就”、“三大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佛教与中国的思辨哲学相结合，而向“学术化”发展，对教义愈研愈精，由此引起各宗派的成立，使佛教本身达到高度的繁荣；佛教与中国的精美工艺相结合而向“艺术化”发展，使佛教成为绚丽多彩的艺术宝库。

但是，赵朴老强调中国佛教的“社会化”，这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很少见的。佛教与中国的人生理想相结合而向“社会化”发展，使佛教与中国社会密切联系。佛教的“社会化”重视佛教的社会教化作用，佛教服务于社会，从而为提倡“人间佛教”和“农禅并重”寻找传统的资源。

从1956年赵朴老提出中国佛教的“三大成就”，到1983年提出中国佛教的“三大传统”，1984年指出中国佛教的三个特点，即“三化”，足见赵朴老对“三大传统”的概括，是经过近三十年的思考，应该说是深思熟虑的。而且，“三大传统”是在综合中国佛教的“三大成就”与“三化”基础上提出的，具有高度浓缩的历史意义；同时，号召全国佛教徒在“人间佛教”思想指引下，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在此，以列表阐释赵朴老宗教观的内在逻辑结构，以示对老人的纪念与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