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虚大师的著作中，有三篇文章是专为灵隐寺所作的，分别是《灵隐慧明照和尚行述》（1930年5月）、《灵隐寺弥勒殿碑》（1931年4月）、《灵隐寺募化重建罗汉堂启》（1937年4月）。其中《灵隐慧明照和尚行述》和《灵隐寺弥勒殿碑》的署名都是“灵隐寺座元太虚”。

“座元”，在禅林中是首座的别名，乃僧堂座位之元首。首座的职责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辅佐住持处理大小寺务，二是在修行方面为众僧作表率。也有的丛林于首座之上另设座元，以为西序之首。因此，座元必须由德高望重的佛门耆宿担任，否则此执事之位可以空缺。

查阅太虚大师口述的《自传》及后人为他编撰的《年谱》，可以知道大师一生中除住持道场，鲜少担任其他寺院的执事。单从大师为灵隐寺撰文时以“座元”为署名，便可知他与这座千年古刹法缘之深厚，非同一般。

太虚大师与灵隐寺结缘，始于1920-1921年先后于杭州住持净梵院、弥勒院和净慈寺期间。当时，太虚大师刚刚结束了在普陀山近三年的闭关，应请来到杭州住持寺院。这个过程中，得到了灵隐寺的大力支持。灵隐寺常住帮助接管和料理寺院，慧明方丈在大师升座时为他传法送座，却非法师（慧明方丈弟子，后接任灵隐寺方丈）则在净慈寺担任知客，协助大师整顿寺务。

20世纪30年代灵隐寺山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