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秦弘始十五年（公元413年）四月十三日，一代宗师鸠摩罗什大师在长安圆寂，火化后，舌未焦烂，弟子们遵其遗嘱，将“舌”舍利请回武威，在武威鸠摩罗什寺内建塔供养，并保存至今。

鸠摩罗什生于龟兹，游学西域，而后来到凉州、驻锡长安，译经弘法，才智聪睿而又经历坎坷。其一生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即“青年才俊的龟兹时代”“磨砺成长的凉州时代”和“弘法光明的长安时代”。龟兹时代的鸠摩罗什聪明早慧、知识渊博、傲然出群，后游学西域、转宗大乘、弘扬佛法、勇猛精进，创造了龟兹古国佛教文化发展的全盛时代。驻锡凉州时，鸠摩罗什目睹了后凉王国由盛至衰的全过程，其观察社会的视角也发生了从西域到凉州、宫廷到民间、寺庙到市井的转变，并促使其深蕴的佛学修养和坚韧的人格素质得到同步成长。在凉州十七年的岁月里，鸠摩罗什得以系统全面地学习了汉语文字，形成了汉语言的文学素养，而其皈依佛陀的志节也更为忠纯，这一切为后来的“长安译经”打下了雄厚的基础。至长安后，鸠摩罗什和他的三千弟子翻译佛经，主张“佛经新译”，使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对华夏子民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和礼仪习俗等产生了深邃的影响。

鸠摩罗什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的文化财富极为厚重，对历史上的佛教中国化产生过重大影响。鸠摩罗什提倡讲经和译经相结合，既是翻译场所又是学术交流场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也开创了一种讲学之风，给当时的思想界带来了一种求新和求真之风。鸠摩罗什同时培养了一批佛学家，促进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弘扬，进而影响中国佛学思想的发展。

鸠摩罗什所翻译的佛学经典在一千多年的佛教发展历程中一直被沿用，广受认可及赞誉。梁启超先生称鸠摩罗什是翻译界的第一流宗匠。不仅是“一流”，还是“宗匠”。应该说，能够称之为“宗匠”的人，就是理论和实践结合得很好的人。在翻译界，有的人懂理论却未必会实践，有的人能实践但遗憾的是缺乏理论深度，而鸠摩罗什既有理论，也有实践，所以被称之为“宗匠”。而且，中华语言文学的各个方面也在各种程度上受到鸠摩罗什的汉译佛经的影响，文学题材形式更加丰富多样了；语言词汇也更加五彩缤纷。除文学之外，他的翻译作品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哲学、医学、美学、建筑学等诸多领域。

文化只有交流，只有互鉴，才能不断发展，才能做到民心相通。在一定程度上来说，鸠摩罗什就是这样一个曾经促进中西文化互鉴、中西文明融合的古代文明使者，他通过翻译实践，将古老的华夏文明与古印度文明，以及他们的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汉语体系和梵语体系，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最终通过翻译作品，实现了两种文化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这是鸠摩罗什翻译工作的最大贡献。

可以说，鸠摩罗什既是文明互鉴的先驱，也是文化交流的先驱。所以在中国文化史上、佛教史上、翻译史上，尤其在古代中西文明交流互鉴过程中，鸠摩罗什是一个作出很大贡献的人物，是丰富中华文化的先驱以及文化的开拓者，更是促进民心相通的文化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