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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本性:抗战期间福建佛教界爱国救亡运动

佛教中国化的福建实践

——抗战期间福建四大高僧

领导下的佛教界爱国救亡运动(节选)

释本性

近代中国佛教命运与

国家民族命运的紧密联系

六祖惠能曾开示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这一句“佛法在世间”,不仅是超然的见地,也是中国佛教徒切实的行愿,奠定了中国佛教出世不离世、入尘不染尘的优良传统,成为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表现。表现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即为中国佛教近代革新与中国近代化历程的相互呼应。从笃信佛教的林则徐虎门销烟开启中国近代史的序幕,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人努力发掘佛教的“众生平等”等学说为革命事业服务,再到敬安长老以“我虽学佛未忘世”的呼声引领中国佛教界直接投身推动近代化的趋势,近代中国佛教发展的命运始终是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与民族的命运休戚与共。

抗战期间,高僧辈出的福建佛教界不甘人后,不仅积极组织战时救护队、义务掩埋队及各种劳军活动,投身前线救助伤残,深入后方协助宣传,同时还充分发挥与海外侨胞联系紧密的优势,在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涌现出许多英雄的事迹和英勇的形象,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与人类的和平事业谱写出了感人的新篇章。本文以近代福建四大高僧虚云、弘一、圆瑛、太虚为例,讨论抗日战争期间福建四大高僧领导下的佛教界爱国救亡运动。

近代福建四大高僧的爱国救亡活动

近代福建佛教界的爱国救亡运动,以虚云、弘一、圆瑛、太虚四位高僧为领袖。虚云大师出生于福建泉州,出家于福州鼓山涌泉寺,并于抗战初期担任涌泉寺方丈,为近现代禅宗尊宿。弘一大师抗战时期驻锡弘法于闽南十余年,被尊为南山律宗第十一祖。圆瑛大师是福建古田人,出家于福州鼓山涌泉寺,后出任中国佛教会会长,于抗战期间曾担任涌泉寺方丈,为近现代佛教界领袖。太虚大师以厦门南普陀寺与闽南佛学院为其教育事业的中心,为近代佛教革新运动领袖。四位高僧与福建佛教界关系紧密,同时在全国有极强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使福建佛教界的爱国救亡活动尤其令人关注。综合四位高僧领导的爱国救亡活动,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在思想上激发救亡情怀

在思想上,福建四大高僧把佛教理念与抗战纲领相联系,团结全国佛教徒参与抗日统一战线。“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一经传来,圆瑛大师领导的中国佛教会就发表了《中国佛教会为日本侵略致彼国佛教界书》,谴责日本侵略者“占领中国领土,残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并在“七七事变”爆发后召开中国佛教会的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中国佛教徒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成为当时中国佛教界正式向日寇发出的战表。

为了提高佛教徒抗日救亡意识,太虚大师特著文论多部,四方演讲,号召“大家皆应以大悲无畏之精神,一致团结”,又提出“与阿罗汉之求解脱安宁不得不杀贼,佛之为建立三宝不得不降魔”,“佛必降魔,方能救世;僧应护国,乃可安禅”,指出“降魔救世与抗战建国”的一致性,激发佛教徒的爱国情怀。圆瑛大师则提出“大无畏”“大无我”“大慈悲”的三大精神,要求学佛者“忘动身家之我见”,秉承菩萨慈悲本性,行救苦救难之责,促进和平之实现,尽卫教爱国之天职。

面对当时部分佛教弟子囿于世俗对佛教教义传统认识的偏见,虚云大师对弟子还俗投军的意愿予以肯定,并开示心中有佛,出入聚散,无非因果,报国也是报佛的道理。弘一大师与圆瑛大师分别提出了“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和“国家存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的著名主张,鼓舞僧众坚定爱国救国、对外抗辱的意志,至今依然是指导广大佛弟子爱国爱教的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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