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日军侵华势力的扩张，战时中国大半国土沦入敌伪之手。身处重庆的太虚大师受聘为“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设计委员，以“服务国家宣扬佛教”训勉爱国僧人，动员国人抗战决心，坚定抗战救国、以战求存的精神，更进一步提出“武力防御与文化进攻”之说，号召佛教徒努力学习，献身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9月，太虚大师组织佛教访问团，赴缅甸、锡兰、印度、暹罗各国，宣传中国抗战主张，揭露日本侵略野心，争取国际支持，呼吁包括日本在内的全亚洲佛教徒联合起来，制止日本军国主义的非法暴行，得到极为广泛之响应。太虚大师率访问团回国时，其学生慈航禅师继续留在马来半岛奔走弘法，在他的勉励和感召下，有不少华侨热血青年毅然回国参军参战。

虚云、弘一、圆瑛三位大师则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在沦陷区弘法，以实际行动与大无畏之精神鼓舞民众坚定抗日决心。虚云大师率领弟子发心，设坛每日礼忏二小时，荐亡息灾，保存民心，抚慰民心，并坚守中华正统佛教传承，鼓舞民族意识。弘一大师拒绝内避之劝，手书“殉教”横幅以明志，并宣言“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圆瑛大师因赴南洋募款抗日，又严词拒绝出任日伪成立的“中日佛教会会长”，与弟子明旸法师一同被日本宪兵队逮捕，虽历威逼利诱、严刑拷问而始终威武不屈，并以绝食相抗争。这些高僧的身体力行，都表明了中国佛教徒救亡的决心和勇气，粉碎敌人的文化侵略，振奋了民族精神，直接鼓舞了佛教徒的抗日意志。

叁

对后世的启示

回顾抗日战争前后十四年的中国历史，返观中国佛教在这段历史时期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以及其自身的近代化趋势，对于今天的广大佛教徒尤其青年佛教徒，依然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其间轰轰烈烈的爱国救亡运动，也令中国佛教界更加深切地真切体会到坚持我国佛教中国化方向的必然性，对21世纪中国佛教的有序传承与健康发展，有着不可置疑的裨益和启示。

其一，作为当代佛教徒，应树立宗教情怀与爱国情怀。作为宗教徒，要有宗教情怀，作为公民，要有国家情怀，二者缺一不可。在中国历史的长期发展中，佛教界始终是最先觉悟的群体之一，成为宗教中国化的典范。在抗战时期，虚云、弘一、圆瑛、太虚为代表的众多高僧大德率领中国佛教界，自觉将佛教事业与民族救亡联系在一起。在新时代的当下，坚守传统文化，发扬民族意识，促进佛教事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身体、心灵、灵性方面努力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应成为当代佛教发展的必由之路。

其二，作为当代佛教徒，应培养时代意识与国际视野。中国佛教自其传播之初，就与佛教国际化的历程密切相关，并伴随时代发展而有不同的表现。福建近代四大高僧，均在推动中国佛教的国际化上大有作为。尤其是抗日战争期间，圆瑛、太虚二位大师以佛教为纽带，探索国际佛教界统一战线的形成，通过佛教民间交流成功争取国际舆论的广泛支持，为现当代的佛教国际交流树立了榜样。当代佛教徒更应把握时代趋势，在迎接文化全球化的新时代背景下，发挥中国佛教的民间交往优势，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助力21世纪“海上丝路”的建设，在全球伦理构建中发挥应有的影响力。

其三，作为当代佛教徒，应弘扬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佛教文化是构建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最重要元素之一，传承和弘扬佛学本身就是对传统国学的延续与发展。抗日战争期间，福建近代四大高僧领导下的佛教界爱国救亡运动，即是自觉坚守文化救亡的表现。同时，四大高僧对佛教教理教义的研究与宣讲，在当时也发挥着沟通传统与当下，传承民族精神与血脉，加强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作用。在当前和未来，积极推进佛教文化建设，以守正开新的精神，对传统教义教规进行符合时代进步的阐释，树立中国佛教新的形象，讲好中国佛教新的故事，提升和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与精神自信，这是新时代中国佛教徒的重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