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组织上领导救亡活动

在组织上，近代佛教全国性组织的建立，克服了此前佛教界山头林立、一盘散沙的局面，对于佛教界抗战群体力量的形成产生了极为有利的影响。1929年成立的中国佛教会是近代中国佛教成立较早、功能较为完善的全国组织，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每年召开一次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并在抗战爆发后代表全国佛教徒表达抗日救亡的意愿，是团结与鼓舞全国佛教徒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组织基础。

圆瑛大师从中国佛教会成立起连续七届被推选为会长，是当时全国佛教界的领袖，在抗战期间不仅号召海内外佛教徒积极参加抗日救国工作，还亲自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召集苏沪佛教青年组织僧侣救护队，投身前线进行救护抗日伤员的工作。据统计，仅在淞沪会战的三个月中，僧侣救护队就救治伤员和难民8273人。在其号召下，全国各地佛教界都纷纷组建类似的救护组织参与一线抗战，为最后的胜利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如中国佛教会晋江县分会抗敌后援会、晋江县佛教徒战时救护队和义务掩埋队等。

上海沦陷后，中国佛教会负责人圆瑛大师未及撤退，与其高足明旸法师一度被日本宪兵队以抗日的“罪名”逮捕入狱。同时，日伪在沦陷区成立“佛教同愿会”等，制造惑乱视听的言论，用以控制沦陷区佛教界，以配合日本侵华。针对这样的情形，太虚大师在重庆与章嘉活佛组织中国佛教会临时办事处，继续筹办僧侣救护队、伤兵慰劳队等组织，并发表《通告全国佛教徒加强组织以抗倭书》，揭穿日伪谎言，捍卫战时佛教会的纯洁性，成为带领全国佛教徒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抗日战争时期，佛教界的救亡活动大多都是在全国性组织或地方性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

（三）在物质上贡献救亡力量

在物质上，佛教界利用在海内外的广泛影响，积极团结信教群众，鼓励信众捐款捐物，支援前线抗战。虚云大师在广东南华寺重兴禅林，广纳流亡的僧人，收留逃避兵乱的百姓，号召全寺大众减省晚食，节积余粮，献助国家赈济战争灾民，曾一次性捐出果资二十余万元赈济饥民。圆瑛大师在抗战期间两次携徒明旸法师到南洋各地募捐，组织华侨募捐委员会，提倡“一元钱救国运动”，前后共计募捐国币三万余元，悉数寄回祖国以作抗日救护的费用。

在诸位高僧大德的带头垂范下，各地僧俗纷纷发起爱国募捐行动。江苏各大寺院如镇江金山、焦山、句容宝华山、常州天宁寺等都主动承担了巨额救国公债；福建省各地方寺院组织佛教徒开展劳军活动，如长汀佛教莲社僧人见镛发动女信徒赶制400多双布鞋，送往前线支援抗战；山西五台山菩萨顶、显通寺、镇海寺等组织捐款三四万元用于八路军的抗日费用；甘肃酒泉、安西、敦煌等七县佛教界联合发起了捐献“佛教号”飞机运动等。正如太虚大师所言，当时的佛教界皆视劳军济民为修布施功德的最良机会，“并表示我们僧徒较一般人加倍的爱国热诚！”

（四）在精神上鼓舞救亡意志

在精神上，作为当时中国信众基础最广泛的宗教，中国佛教界在鼓舞民众民族救亡意识，粉碎日本侵略者假借佛教名义发动的文化攻势上做出极大贡献。在日军侵略过程中，日本佛教团体多设有从事恤兵事务的专门机关，派遣随军僧侣，广设布教所，展开传教等活动，将侵华战争美化为“弘扬佛教的圣战”。对此虚伪谎言，圆瑛大师、太虚大师为代表的中国佛教界均予以坚决应对，保全中国传统文化，掀起文化抗争，并以佛教信仰为号召，联络海内外华人为祖国贡献力量，一致抗日救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