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哲学系杨维中教授发表了题为《佛教的人本化与人间佛教》的论文。他指出，隋唐佛教中国化诸宗将佛教的“人本化”倾向加以突出和发展，使其具有比印度佛学更为明确地对现实人生的关怀和对现世生活的肯定。解脱不离世间的观念成为天台、华严、禅宗等中国化佛教的共同理念，禅宗生活化的修行方式以及宋明以后流行的“治心”与“治世”相统一的儒佛交融之论，是这一特质的突出表现。近现代佛教改革的思想特征，一是强调入世、注重人生，二是逐渐把传统佛教注重“佛本”变成注重“人本”。主张既出世又入世，提倡不违现实生活而行现实佛事，强调随顺世间、利乐有情，把“利他”“济世”作为学佛的根本；把传统佛教远离人间、可望而不可即的佛教，直接植根于人生、直接植根于人的现实生活，这是近现代“人间佛教”的特色。人间佛教是当代中国佛教的主流，新时代人间佛教思想体系的重要内涵，应以人本精神融摄贯通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以中国化佛教诸宗心性本体的“具体化”理论成果作为强大的理论基础，建设人间佛教、实现人间净土。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唐忠毛教授发表了题为《当代人间佛教的因果观再思考》的论文。他指出，佛教的因果观作为总原则，是与佛教的缘起论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奠基性概念。其思想逻辑，是基于佛教的善恶伦理观、人生观、修证论，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相通”的时间序列中提供解释。“因果问题”在佛教思想之外也是人类理解世界、解释世界的核心逻辑路径，是确立事物之间关系的最重要的途径，贯穿了近现代的认识论、近现代哲学，以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对因果关系的研究已经成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法学等许多学科中的重要内容。当代人间佛教不仅应该在佛教因果观念史视域中进行自我清理与分判，也应当关注到现代人的因果观以及现代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因果观新动向，并自觉地与之展开相关对话与自我诠释，只有这样才能达成当代人间佛教因果解释的“合法性”与佛教因果观现代诠释的有效性。

西南民族大学期刊社尹邦志研究员发表了题为《对佛陀言教的信仰》的论文。他指出，佛陀言教的神圣性，以音声为内容，以闻者修证为宗旨。建构人间佛教思想体系的方法，按太虚大师的理路，在于“新”与“融贯”。从佛法与世间法区别的角度，固然能够彰显佛法的出世间性、神圣性。但从佛法与世间法的融贯上，同样可以彰显佛法的神圣性，显明佛法的“常住”普遍性和永恒性。太虚大师把人间佛教称为“新佛教”，包含了“佛教中心的新”与“中国佛教本位的新”两层意涵。“佛教中心的新”，即是在对于现代社会的契合中，以佛教为中心，而不是以世俗为中心；是以佛教为时代立心，而不是以现代的思想文化为佛教立心。“中国佛教本位的新”，即以中国两千年来传演流变的佛法为根据，在适应中国目前及将来的需要上，去吸收采择各时代各方域佛教的特长，以成为复兴中华民族中的中国新佛教，以适应中国目前及将来趋势上的需求。佛陀的言教和思想在现代社会具有普遍性意义，适用于全世界的人民。人间佛教信仰观的核心，仍在于对佛陀言教的信仰和亲证。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王佳副研究员发表了题为《作为信仰层面的人间佛教阐释》的论文。她指出，赵朴初居士和太虚大师一样，都主张佛教要与时代、社会、政治关系相适应，主张佛教服务国家社会，利益人群，多做入世的事业。赵朴老将佛教发展置于时代和国情考量，在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落实、爱国爱教、正确处理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等背景下，不失时机地提出将人间佛教思想确立为中国佛教的指导思想，带领佛教徒爱国爱教、遵纪守法，引导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提高佛教自身建设，并且还将“积极开展同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中佛教徒的联谊工作”增列为新的工作任务。正果法师、茗山法师、净慧法师、一诚法师等佛门大德对人间佛教进一步作出了教理阐释。人间佛教是当代佛教的发展方向，是中国佛教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这在中国佛教协会领导下的全国佛教界已经达成共识。人间佛教是实践的动态的佛教形态，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关于人间佛教思想、实践乃至信仰、修证，仍需要当代佛教界为之不懈努力，不断完善、深化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