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慕容恪攻略河南的时候，扰得民无宁日。看样子北方是待不下住了。恰在此时，道安接到了来自湖北的一封信。

信是襄阳名士习凿齿寄来的：“……深经普往，非斯而谁？怀道迈训，舍兹孰降？是以此方诸僧，咸有倾想。目欣金色之瑞，耳迟无上之藏。老幼等愿，道俗同怀……”来信的意思很明显是邀请他到湖北。在乱世风云中忽然接到远方抛来的橄榄枝，道安倍感温暖，于是决定南行。

当一支荜衣褴褛的多达数百人的僧团在风雨飘摇中艰难跋涉，一则没有后勤补给，二则十分容易引起乱军的怀疑时，身心交困的道安依稀记得《毗尼母经》所言“二法不可违：一者佛法，二者王法”的告诫，终于发出了“今逢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切肤之叹。这句话后来在中国佛教史上十分著名，今天依然在发挥重要作用。

队伍行至河南新野，地，道安终于决定分散徒众：让法和领着一些人去四川，说蜀地的山水可以修闲；法汰带领昙一、昙二等四十余人去扬州，说那里士大夫很多，崇尚儒雅的风气很盛。而他自己则带着慧远等百余人，慢慢向湖北挺进。

临别时，一向坚强的法汰握着道安的手不忍放开，流着泪说：“法师仪轨西北，下座弘教东南。江湖道术，此焉相忘矣”，至今读来都让人难以释怀。

襄阳广德寺

东晋哀帝兴宁二年（365），53岁的道安到达襄阳。先前写信的人已在驿站守候多时了，两人一见面便说：“四海习凿齿，弥天释道安”，留下一段千古佳话。

在襄阳，道安一住就是14年。这段时期的他思考日深，踌躇满志，很多拓展性的佛教工作便是在此间完成的。

比如，对“般若”义理的探讨是当时佛教界的热门话题。慧常远自凉州送来《光赞般若经》。促使道安对“般若”义理有了进一步理解。他在开示的时候，将《道行》《光赞》与《放光》三经结合起来宣说，形成《合放光光赞随略解》讲义，并且从“本无”角度来阐述般若，认为“无在万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故称本无”，从而成为“六家七宗”中的佼佼者。后来僧睿评价说：“自慧风东扇法言流咏以来，虽日讲肄，格义迂而乖本，六家偏而不即。性空之宗，以今验之，最得其实。”

又比如，随着西域方面传译过来的典籍逐渐增多，文献整理方面的工作势在必行。《出三藏记集》称：“初，经出已久，而旧译时谬，致使深义隐没未通。每至讲说，唯叙大意，转读而已。安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诸经，并寻文比句，为起尽之义。及《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渊富，妙尽玄旨。条贯既叙，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安始也。”

方广锠老师曾根据相关目录学文献加以研究，认为道安在北上长安之前，共撰写的经典注释及其它著作已有27种之多。这些著作中，除了他在飞龙山及在濩泽期间撰写的关于《道行经》《道地经》《阴持入经》《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安般守意经》等六种经典注释外，绝大多数是在襄阳时期撰写的，计有：1.《光赞折中解》一卷；2.《光赞抄解》一卷；3.《般若放光品折疑准》一卷；4.《般若放光品折疑略》二卷；5.《般若放光品起尽解》一卷；6.《了本生死经注》一卷；7.《密迹金刚经甄解》；8.《持心梵天经甄解》上两种合一卷；9.《贤劫八万四千度无极经解》一卷；10.《人本欲生经注撮解》一卷；11.《十法句义》，12.《十法句杂解》（上两种合一卷）；13.《义指注》一卷；14.《九十八结解》，15.《九十八结约通解》（上两种合一卷）；16.《三十二相解》一卷；17.《三界诸天录》一卷；18.《经录》一卷；19.《答法汰难》，二卷；20.《答法将难》一卷；21.《西域志》一卷。另外，在《出三藏记集》中还保留了《渐备经十住梵名并书叙》、《合放光光赞略解序》，虽然没有包括在上述目录中，但也是道安在襄阳时期撰写的。

这些洋洋洒洒的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道安在创作上是多么的勤奋。令人遗憾的是，上述作品除了《人本欲生经注》《人本欲生经序》《了本生死经序》《十法句义经序》之外，其它都大都亡佚了，否则，今天我们对道安的认识和理解必将是另一番气象。

怀着对佛经诠释的密切参与，自374年起，道安开始着手“校阅群经，诠录传译”，作《综理众经目录》。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部经录，可惜原著已经散佚。透过僧祐《出三藏记集》的零星记载，我们依然可以窥探他怀揣神圣信仰对佛经加以赞叹的同时，饱含着忧患意识，在沉着的叙述中不失批判精神，得意处直抒胸臆，存疑处付诸阙疑，有时甚至还“思决于弥勒”。让人充分感受到这种笃实的笔锋中挺立的是佛教草创者的伟岸，其严谨处，又仿佛像是汉代治经的儒生。

在当时的湖北佛教界，道安的威望越来越高，镇守襄阳的朱序认为“安法师道学之津梁，澄治之炉肆矣。”远在建康（今南京）的东晋孝武帝（373—396年在位）也下诏问候：“安法师器识伦通，风韵标朗，居道训俗，徽绩兼著。岂直规济当今，方乃陶津来世。俸给一如王公，物出所在。”

纷至沓来的荣誉使得“四方之士，竞往师之”。原本狭小的白马寺已经显得拥挤不堪。创立檀溪寺的因缘已经成熟了。桓朗子、朱序、杨弘忠、郤超等人听说后，都十分支持。新建的殿堂内供奉的是前秦苻坚遣使送来的金箔绮像、金坐像、结珠弥勒像、金缕绣像、织成像各一尊，很庄严。另外还有一座五层高的宝塔，而僧房则有400间之多。对于新建成的寺院，道安十分欢喜。慧远后来还特意写了一篇赞颂，叙述道安如何发愿，众人如何赞助，铜像如何庄严等等。该文现存于《广弘明集》卷十五中。

前来参学的人多了，管理便成问题。道安于是结合经典，确立了适合日常生活的《僧尼轨范》：“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这些“行香、坐禅、讲经、饮食、诵戒、忏悔”等日常宗教事务通过实践后，效果很好。习凿齿给远在建康的谢安书写信说：“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威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

毕竟好景不长，随着前秦对东晋的不断入侵，导致道安不得不再次分遣弟子，让他们分散到各地传教。这是道安继新野之后的第二次分张徒众。这次分遣的人数较多，但具体有哪些人，史籍记载得不是很清楚。可以查考的有：慧远、慧持、昙徽、法遇，以及前文提到的曾经在濩泽与道安一起研究《道地经》的竺僧辅。

襄阳广德寺

历史有时候的确很荒诞。当年月氏国迦腻色迦王征服摩揭陀国时，提出三个条件：一佛钵，二辩才比丘，三金钱一亿。据说这个辩才比丘便是《大乘起信论》的作者马鸣菩萨。

无独有偶，东晋孝武帝太元三年（378年），前秦统治者派军占领襄阳。道安法师和名士习凿齿作为战利品，被邀往长安。苻坚说此番以十万之师取胜的襄阳之役，有价值的地方只是得到了“一个半人”，其中“一人”指道安，“半人”为习凿齿。将血淋淋的战场厮杀转为对人才的欣赏，显然是乱世之雄的谎言。

年迈的道安在五级寺稍作歇息后，便来到佛图澄当年修建的寺院礼佛，仰答师恩。他广博的学识和深厚的素养，很快成为长安地区衣冠士子推重的典范。被传为“学不师安，义不中难”，甚至连远在凉州的鸠摩罗什都听说了，称道安为“东方圣人”，经常对着长安方向顶礼。

在长安，除了住持道场日常事务，道安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心心念念的佛经翻译工作。如协助：昙摩难提译《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三法度论》，僧伽提婆译《阿毗昙八犍度论》，鸠摩罗跋提译《毗昙心论》《四阿鋡暮抄》，昙摩鞞译《摩诃钵罗蜜经抄》，耶舍大师译《鼻奈耶》，他都亲自在场。对于不正确的译文，他要详加考正，有时还劝令重译。

正因为经历了太多的翻译过程，知晓个中甘苦，所以道安在《摩诃波罗蜜经抄序》中由衷道出了佛经翻译有“五失本”、“三不易”的千古著名论断。简单地说，“五失本”指的是翻译有五种情况不能与原文一致。1.天竺、中土在语法运用上根本不一致；2.天竺佛典行文质朴，秦人则崇尚修饰文辞；3.佛典颂文中的重复语句，需要删减；四、长行中的重颂部分，需要删减；4.佛典不断重复叙述的地方，需要删减。“三不易”指的是三种情况不容易翻译：1.经典本为佛随缘而说，由于古今风俗不同，要古为今用，很不容易；2.要把佛教中的圣言量完整地呈现给众生，很不容易；3.经典结集时很慎重，现在去圣时遥，一般人传译起来更不容易。

这些出自肺腑的经验之谈，为后来中国佛教的译经工作提供了基本共识，几乎成为“不易之论”。但是随着时间不断推移，后人对道安的观点有时会造成误解。2020年6月，在《上海书评》上看到何欢欢老师的《“不易”之译，道安有“道”》，文中对20世纪以来中日学界部分学者对“五失本，三不易”的误解提出了批评性质疑。2020年10月，张志刚老师在一次题为《经典诠释与宗教中国化——东晋高僧道安留下的学术启迪》的讲座中指出：重读道安的“五失本”与“三不易”学说可以发现，早在“佛教中国化”之初，前者就从词语、语法、文体等方面，探索了“经典翻译的本土化、民族化”；而后者则开示了“经典解释的难题、哲理与境界”，堪称对世界宗教经典翻译史与解释学的方法论贡献。无论褒贬，我看了听了都很受启发。

襄阳广德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