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慧远大师结社念佛思想的建立

慧远大师是东晋时期著名的高僧，这一时期佛教传来已近四个世纪，根据周叔迦先生的中国佛教史分期，将慧远大师所处时代及之前佛教状况的划分可以看出佛教传入到慧远大师所处时代的发展情况：第一时期为：斋忏祭祀时期（公元前206—265）；第二时期为：般若思想时期（265—420）。慧远大师一生与东晋时期相始终（东晋317-420），通过周叔迦先生的时代划分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时期各有特点，但通过学习可以知道又互相融合演变。学人认为周先生的划分是从显著特点来说，若细分第一时期还有早期禅数与般若的传播，而第二时期又有玄学与般若的融合，慧远大师的念佛思想便是在这样一个异常活跃的学术氛围中产生的，但是其念佛思想在这两个时期中显然并不明显，学习研究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学人认为大凡一个佛学主张的产生和形成，必然要受到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的影响，决非凭空而出。故而学人将对慧远大师所处社会现状进行研究，试图找出慧远大师为何在这一时期形成念佛思想，并对其念佛内涵加以说明，故用以下数点加以阐述：

（1）、慧远大师念佛思想之缘起

对于慧远大师念佛思想的缘起，学人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一者是外在的原因，二者是内在的原因。

首先就外在原因而言，慧远大师的一生，大约与东晋王朝（317—420）相始终，在中国历史长河里这一时期是封建社会中大分裂、大动乱、大混战时期。

东汉末年，群雄混战，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265年，司马炎统一三国取代曹魏政权而建立晋朝，定都洛阳，史称西晋。西晋王朝终未能实现长治久安，仅仅短暂维持了五十一年的统一局面，又陷入分裂动荡之中。北方叛方四起，外族趁虚而入，五胡大闹中华。一时间中华大地九宇分崩，天下沸腾。庶族下品，难逃战祸，汲汲顾影，朝不保夕。一般小民，或死于干戈，惑毙于饥馑，幸存者无一二。318年琅邪王司马睿于长江以南重建晋朝，史称东晋，与北方十六国时期并称为“东晋十六国”。世事难测，变幻无常，桓玄部下刘裕又背叛桓玄，迎回晋帝，最后灭晋立宋。次者就内在原因而言：自两汉之际到东晋时期佛教内部盛行禅数、般若，世间有学之人崇拜老庄，而与佛教般若学相融合而后演变为玄学、清谈，而民间、王家贵族更是崇拜方术及斋忏祭祀，直到著名两大译师安清、支谶来华后才渐有改观，到东晋时期为止般若类经典相继完备才真正使佛教教理基本完备。佛教自两汉时期传入以来与斋忏祭祀基本为等同看待，不能分辨佛教与民间信仰。根据王充（生于光武建武三年27年）《论衡》批判当时的信仰时便可看出这点，当时民间俗情儒术均重阴阳五行之说。鬼抻方术，厌胜避忌，甚嚣尘上。其《论死篇》:“世信祭祀，以为祭祀者，必有福，不祭祀者，必有祸。”在《祭意篇》中亦说道：“况不着篇籍，世问淫祀，非鬼之祭，信有其神，为祸福矣。”在种种佛教传入的异说中也可说明这个情况：“楚王英尚浮屠斋戒祭祀的说法。再者西汉武帝好神仙方士,王莽特尊图谶,降及三国，昙柯迦罗，则向善星术。康僧会，则多知图谶，可以看出佛教附庸民间信仰传播的案例。据周叔迦先生总结汉代佛教特点时说道：

“当时佛经尚未广事翻译，对于佛教哲理尚未深悉，所了解的仅有两点：一是三世因果之说；二是贵尚无为，好生恶死，省欲去奢。”

迨汉末西域译经师相继东来才渐始人们了解佛教，首先来华的译师是安清及支谶，一般称他们为安系和支系，安系重禅数，支系重般若。安世高所出主要禅经有《安般守义经》，《阴持入经》、《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等。支谶所出经主要有：《道行般若波罗蜜经》十卷、《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二卷、《般舟三昧经》三卷。前一般若经典对汉传佛教起到了主导作用，后两译则奠定了净土思想的基础。般若是梵语，义为智慧。主要依据是《般若经》，经中阐明了佛教性空无我基本理论，除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十卷外，吴支谦译《大明度无极经》四卷，吴康僧会译《吴品经》五卷，这都是《八千颂般若经》的译本。到曹魏朱士行出家后，他在讲解《道行》时，每慨其译理不备，乃于甘露五年(260)誓志捐身，西求大本。于于阗得大本《二万五千颂般若经》，遣弟子法饶等于太康三年(282)送回洛阳，至元康元年(291)由无罗叉、竺叔兰二人译成《放光般若经》三十卷，才使大家对般若认识深刻，在般若经典的传译下而逐渐兴起玄学与清谈，更有对般若解释的六宗，慧远大师师从的道安大师所倡为本无宗，对慧远大师的念佛思想起到了关键作用，待后面加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