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在僧团中建立传授系统是中国佛教在宗教形态上的一种创新，一种特色，而祖庭则是每一个传授系统的起始点。源源不断地从中国佛教各宗祖庭走出去的僧侣，通过云游四方宣讲佛法，建立新的寺庙，成树枝状扩展着该宗的理念和势力。若在禅宗里成了“天下禅林咸法前辈之宗纲”，对保持和延展该系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如果把佛教比喻成一条大河，各派各宗是它的支流，祖庭则是这些支流的各个源头。如北宋时蜀僧宝月有“弟子三人，海慧大师士瑜先亡，次士隆，次绍贤，为成都副僧统。孙十四人，悟迁、悟清、悟文、悟真、悟缘、悟深、悟微、悟开、悟通、悟诚、悟益、悟权、悟缄。曾孙三人，法舟、法荣、法源。以家法严故，多有闻者”。这个传法群体和世俗家族，从称谓到关系，可以说无二无别，而这位宝月禅师就是他们祖师，他所在寺院，也就是这个系统的祖庭了。这好比在某乡某村系一能人迁居于此后，繁衍生息，聚族而居，祠堂里所主供奉的，正是迁来此地的始祖，祠堂即是该族的祖庭。这些祠堂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层，大大小小的祖庭也是中国佛教的基层。

从祖庭延伸出去的传法脉络，也是诸《高僧传》等佛藏史传部中著作的史料基础。尤其是现存的一些《寺志》，大多数写的是具有祖庭资格的寺院，“诸宗之所以能绵延不绝，联络同道，显示其源远流长，与此亦不可分离”。中国佛教的发展过程在今天还能比较完整地呈现在世人眼前，并由此形成中国佛教史学，以这些传法脉络为主线的僧史著作功不可没。且由于它们和以家谱、族谱为史料基础之一的纪传体史学相类似，因此成了佛教文化和本土传统文化的又一个结合点。反过来，以这些《僧传》、《寺志》、《传灯录》等为代表的佛教史传经籍，通过广泛流传，又大大地加强了各宗僧侣的归根意识和祖庭的地位。

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这些作为各宗发展源头的祖庭，也就没有今天的中国佛教，可以说祖庭是中国佛教各宗枝盛叶茂的关键。甚至清代雍正皇帝也说：“大众来此祖庭，必须立深誓愿：正知正见，正路修行。庶几同证，圆满菩提”，反之“污浊祖庭。若不剪除，则诸佛法眼，众生慧命所关非细”。虽然雍正说这些话是为了铲除他心目中的佛教中异己力量，但也反映出社会上下对祖庭重要性的认知。

由于祖庭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因此祖庭也是佛、儒两家的一个结合点。其实祖庭与中国传统文化之联系可谓千丝万缕，除了上述家族式的传承关系外，还有和所谓崇山文化之契合。由于山是重要的地理标志，尤其在作为中华民族摇篮的黄河与长江中下游比较平坦的地势中。雄踞山东半岛的巍巍泰山俯视华北平原和江淮平原，一定会使先民产生很多联想，涌现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敬意。孔子曾经到过泰山，想到“譬如为山，未曾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发出“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之感叹。此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中国古代对山岳的信仰虽滥觞于自然崇拜，然其迈出原始宗教，进入理性思辨与精神审美的自由王国，却为先秦思想家孜孜不倦地探索社会与自然哲学提供了契机”。中国的僧人们无疑也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也纷纷进入山中修行传道，形成了“天下名山僧占多”的局面。其中一些设在山林里的寺院就成了祖庭，著名的有作为天台宗祖庭的天台山国清寺，作为禅宗祖庭的嵩山少林寺，作为净土宗祖庭的庐山东林寺等等，不胜枚举。宋代流传的僧法琳《庐山记》、僧应物《九华山记》、僧文政《南岳寻胜录》、灵湍《摄山栖霞寺记》等所主要叙说的其实都是名山与祖庭结合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