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由巴利语译出完整的上座部巴利三藏，为近代汉传佛教学者的心愿。巴利语直译为汉语的佛典，至今只占原典的极小部分。[  近代，陆续有单译本问世，例如：汤用彤（1893-1964）先生译《南传念安般经》，法舫法师（1904-1951）译《三宝经》、《吉祥经》、《南传大悲经》，叶均先生（了参法师）译《法句经》、《清净道论》、《摄阿毗达摩义论》，巴宙先生译《大般涅槃经》、《弥兰王问经》，邓殿臣先生译《长老偈•长老尼偈》，郭良鋆女士和黄宝生先生合译《佛本身故事精选》，郭良鋆女士译《经集》，邓殿臣（1940-1996）教授译《长老偈》、《长老尼偈》，巴宙（1918- ）先生译《南传大般涅槃经》、《南传弥兰王问经》，韩廷杰（1939- ）先生译《岛史》、《大史》等等。香港佛教界，如志莲净院萧式球居士等，近年来也进行对巴利佛经的汉译，译出部分经文。台湾的蔡奇林老师、关则富老师、邓伟仁老师、许洋主老师等，近年也进行巴利尼柯耶的汉译。] 2009年，北京大学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研究所（梵佛研）的段晴教授、王邦维教授和萨尔吉副教授与泰国法身寺法胜大学（Dhammachai Institute）签署启动了中国对巴利语佛典首次系统化的汉译，依据法胜大学提供的巴利圣典协会（Pali Text Society）最新精校版巴利文大藏经，于2012年汉译出版《经藏•长部》。

（三）上座部巴利文献发展三时期[参见：菩提长老〈前言〉《一切漏经注：巴汉校译与导论》（香光书乡，2014）。]

然而，若要深入了解上座部佛教，仅研究巴利三藏仍是不足的。巴利文献还包括许多藏外典籍，如各种注释、义疏，也需予以重视。

上座部文献最早由四部「尼科耶」（Nikāya）及《小部》中古老的部分如《经集》、《法句》、《长老偈》及《长老尼偈》为代表。

上座部教义第二期，是《论藏》及《小部》中较晚的著作。例如《无碍解道》和注释《经集》部份语词的两部《义释》。在这个阶段，上座部特有的分析方法开始成形。

然而上座部对佛法特有的诠释，直到五世纪抵斯里兰卡的印度僧人觉音（Buddhaghosa）论师所作的巴利注释书，方才臻于圆熟。觉音论师以巴利语撰述《清净道论》（Visuddhimagga），并编纂了保存于斯里兰卡古都阿耨罗陀补罗（Anurādhapura）的「大寺」（Mahāvihāra）里，以早期僧伽罗语记录的古注。古注的最早层，也许远至佛世后印度的最初几代，后来的部份可能在公元前三世纪佛教传入斯里兰卡后增添。[一般认为觉音论师所引用的僧伽罗古注，在公元一世纪左右就已经完备，其后似乎没有再增添。不过这些僧伽罗古注，今日已经全部亡佚，由觉音论师编纂的注释书所取代。]觉音论师撷诸古注释师对四部的注释，去芜存菁，汇编成四部注释书，将之译成巴利文体。

南传巴利经藏「五部」（五尼柯耶（nikāya））包括《长部》、《中部》、《相应部》、《增支部》、《小部》，皆各有其「注释书」（aṭṭhakathā），包含了数十、或数百、或数千经中每一经逐字逐句的单篇注释（vaṇṇanā），形成了卷帙浩繁、篇幅庞大的注释文献的一部份。这些卷帙浩繁、篇幅庞大的注释文献，除了《小部》注释书外，其余四部注释书，皆出于觉音论师的编译。公元六、七世纪左右，由于语言的时代变更，注释书中一些语句变得晦涩难懂，因此有法护论师（ācariya Dhammapāla）为注释书作注，即所谓的「疏钞」（ṭīkā）。不过，也有部份现存的《小部》注释书是出于其手的，如《长老偈注》（Theragāthāaṭṭhakathā）、《长老尼偈注》（Therīgāthā-aṭṭhakathā）、《感兴语注》（Udāna-aṭṭhakathā）和《如是语注》（Itivuttaka-aṭṭhakathā）。其后，有人为疏钞作注，称为「复疏」（anuṭīkā）[ 巴利三藏中律和论有「复疏」，但经藏中仅《长部》的第一部份除了「疏钞」(ṭīkā) 之外，还有「复疏」(anuṭīkā)，称为「新疏」(abhinavaṭīkā)，其余四部皆只有「疏钞」(ṭīkā)，即所谓的「旧疏」(purāṇaṭīkā)。]。这些注释书、疏钞与复疏统称为「注释文献」。[ 摘自：庄博蕙博士译著《一切漏经注：巴汉校译与导论》（香光书乡，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