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大夫所作有关戒杀放生的诗文很多，本文考察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北宋初王随作有《杭州放生池记》，论及当时朝廷上下的“戒杀”理念，谓“皇帝仁及万有，惠济群品，法神武之不杀，守慈俭以为宝。奏牍诚激，凝旒喜动，濬发中旨，普令茂育。丝纶适降，已改观于方塘；罔罟靡施，免有叹于頳尾。既厚生生之乐，永焕巍巍之业。”文末列知钱塘县事杨告等二十余名官僚职务、姓名，可知建立杭州放生池不仅关乎个人信仰，在某些地方、某些时候甚至称得上一种“官方行为”。

陈舜俞《施食放生文》尽管是一篇仪轨文字，但也揭示了佛教放生的本质含意：佛教的生命观面对的是六道中一切众生，救度众生的范围也不仅局限于动物，还包括饿鬼道等人类看不到的众生，因而放生与施食往往同时进行，令“一切饿鬼、水陆空等皆得饱满，一切畜生、羽毛鳞甲类皆得自在。”

南宋初士大夫陈录在其所作善书《善诱文》中记载：

苏东坡自谓：窜逐海上，去死地稍近，心颇忧之，愿学寿禅师放生，以证善果，敬以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遗留簪珥，尽买放生，以荐父母冥福。其子迈在东坡之侧，见所买放生盈轩蔽地，或掉尾乞命，或悚翅哀鸣。迈怜悲其意，亟请放之。旁有侍妾名朝云，见迈衣衿有蝡动，视之，乃蝨也。妾遽以指爪陨其命，东坡训之曰：“圣人言：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我今远取诸物以放之，汝今近取诸身以杀之耶！”妾曰：“奈啮我何？”东坡曰：“是汝气体感召而生者，不可罪彼，要当拾而放之可也。今人杀害禽鱼之命，是岂禽鱼啮人耶？”妾大悟。

相当生动地写出苏轼晚年对戒杀放生的重视。《善诱文》中还有多则文字都是有关戒杀放生，堪称一部“戒杀事迹汇编”，其宗教意义相当明显。苏轼《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八首》其一似可印证《善诱文》所记应该是有根据的：

左角看破楚，南柯闻长滕。

钩帘归乳燕，穴纸出痴蝇。

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

崎岖真可笑，我是小乘僧。

诗中表示自己甘愿做一个持守戒律，能够做到“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的小乘僧，颇能显示作此组诗时晚年的苏轼对佛法的真诚信仰。苏轼还有《次韵潜师放鱼》诗，也是写放生的：

法师说法临泗水，无数天花随麈尾。

劝将净业种西方，莫待梦中呼起起。

哀哉若鱼竟坐口，远愧知几穆生醴。

况逢孟简对卢仝，不怕校人欺子美。

疲民尚作鱼尾赤，数罟未除吾颡泚。

法师自有衣中珠，不用辛苦沙泥底。

道潜原诗题为《虚白斋》：“与子瞻共坐，有客馈鱼于子瞻，瞻遣放之，遂命赋是诗：嘉鱼满盘初出水，尚有青萍点红尾。银腮戢戢畏烹煎，倔强有时俄自起。彼客殷勤赠使君，愿向中厨荐醪醴。使君事道不事腹，杞菊终年食甘美。传呼慎勿付庖人，百步洪边放清泚。回首无欺子产淳，谩道悠然泳波底。”（《参寥子诗集》卷二）苏轼的次韵之作则通过几则与烹鱼、放鱼有关的典故，进一步联想到所治百姓如网中鱼般备受折磨，体现出一种众生同体的悲悯，主题也显得更为深刻。

陈录《善诱文》记有苏轼与黄庭坚一番对话：

黄鲁直谓子瞻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某适到市桥，见生鹅系足在地，鸣叫不已，得非哀祈于我耶？”子瞻曰：“某昨日买十鸠，中有四活，即放之，余者幸作一杯羹。今日吾家常膳，买鱼数斤，以水养之，活者放而救渠命，殪者烹而悦我口。虽腥膻之欲，未能尽断，且一时从权耳。”鲁直曰：“吾兄从权之说善哉！”鲁直因作颂曰：“我肉众生肉，名殊体不殊。元同一种性，只是别形躯。苦恼从他受，肥甘为我须。莫叫阎老到，自揣看何如？”子瞻闻斯语，愀然叹曰：“我犹未免食肉，安知不逃阎老之责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