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丰的《厨鸡窜房中张元辅怜而赋诗余不能自已亦为一篇》，诗题交代了作诗背景：一只待宰的鸡逃窜进房间，两位士大夫见而悯之，各自作了一首诗。张元辅为张橐，曾任增城丞，曾丰与他常有诗作往来，只是张橐的诗作未见传世。

惊栖潜避影，啄怯暗吞声。

似惜千金命，而逃五鼎烹。

肋枯那便齿，皮瘠不宜羹。

肉食非吾事，从今戒杀生。

（《缘督集》卷六）

此诗写出动物爱生惜命的情态，篇中包含对轮回中生命的怜悯之情，并发誓“肉食非吾事，从今戒杀生”。

林淳作《琴高鱼上魏王》一诗，由琴高鱼之传说联想到魏王赵恺既保障黎民百姓之生活（即诗中所谓“遗小取大”），又适当禁捕以“济活群灵”的“妙方”，认为其功德远远超过佛经所载流水长者设立放生池之功德，这也是基本站在儒家立场上论戒杀的。诗中说：

数罟入池有深戒，遗小取大存吾仁。……贤王本是大医王，济活群灵有妙方。好生遍及虫鱼细，先拯泾民人小康。禁捕不劳谈笑顷，笔下恩波沛无尽。流水长者何足云，是福超越须弥顶。吾皇流泽恢华夷，亿万斯年御庆基。一岁琴鱼全活数，可为天下放生池。（《全宋诗辑补》第5册，第2157页）

琴高鱼是一种味道很美的鱼种，钱时《宣城琴高之名甚著转送四方甚珍品也比得之乃乡间桐鱼耳一笑而赋之二》曰：“大蕊真成九灶火，小鲜何事一杯羹。终然不免名为累，岁岁琴高入鼎烹。”（《全宋诗》第55册，34326页）可为证明。参看赵与时《宾退录》卷五所记：

《列仙传》：琴高，赵人也，以鼓琴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术，浮游冀州、涿郡间二百余年。后辞入涿水中取龙子，弟子洁齐候于水傍，且设祠屋，果乘赤鲤出祠中，留一月余，复入水去。今宁国府泾县东北二十里有琴溪，溪之侧，石台高一丈，曰“琴高台”。俗传琴高隐所，有庙存焉。溪中别有一种小鱼，他处所无，俗谓琴高投药滓所化，号“琴高鱼”。岁三月，数十万一日来集，渔者网取，渍以盐而曝之，州县须索无厌，以为苞苴土宜，其来久矣。旧亦入贡，乾道间始罢。（《全宋笔记》第六编10册，63页）

林淳《琴高鱼上魏王》诗与此笔记所记之事相关。魏王即赵恺，为宋孝宗次子。《宋史》卷三十六载：“（乾道七年）二月癸丑，乃立帝为皇太子；庆王恺为雄武、保宁军节度使，判宁国府，进封魏王。”（《宋史》，694页）则赵恺封为魏王正在乾道年间，与《宾退录》所记吻合。也就是说，正是在赵恺判宁国府、进封魏王的乾道年间，停止了将琴高鱼入供之举，这应是林淳《琴高鱼上魏王》一诗的写作背景。赵恺作有《景德传灯录跋》《供舍利金塔记》（《全宋文》第282册，136～137页）等文，知其有明显的佛教信仰。

赵蕃的《漫兴十一首》其六：

已遭穿颊尚洋洋，尔本何辜饵触香。

断肉未能聊戒杀，念将赎尔又空囊。

（赵蕃《淳熙稿》卷十八）

此诗写出士大夫对于戒杀的一种既信仰又无奈的心情，应该说相当真实地披露了很多人内心的想法：看到一条已经被“穿颊”却仍顽强活着的生命，不由自主生起怜悯之情，于是发誓断肉，即使不能完全断除肉事，至少也能做到自己不杀。但想赎出这个可怜的生命，又囊内空空，有心无力。从宗教信仰上看，当然可以说不那么虔诚和坚定，但是从历史角度说，它又很真实地反映出大多数人的心态。

陆游也曾作过多首以“戒杀”为主题的诗作，《戒杀》诗：

物生天地间，同此一太虚。林林各自植，但坐形骸拘。日夜相残杀，曾不置斯须。皮毛备裘褐，膏血资甘腴。鸡鹜羊彘辈，尚食稗与刍。飞潜何与汝，祸乃及禽鱼。豺虎之害人，亦为饥所驱。汝顾不自省，何暇议彼欤？又于人类中，各私六尺躯。方其忿怒时，流血视若无。我欲反其源，默观受气初。挺刃之所加，惨若在我肤。朝饭一釜豆，暮饭一杯蔬。扪腹茆檐下，陶然欢有余。（《剑南诗稿校注》，18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