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佛经中译到中国文本类型

一般而言，文本分析法主要包括有文本形成的序列分析、文本类型分析以及文本结构分析。特别是文本的结构分析之中包括了文本结构中的各种话语序列、文字类型、意义象征、历史关系，同时把文本的结构形成过程及其意义展示给当下，具体说明该文本的结构主体，何以成为文本研究之中至关重要的地位与影响，此中包括文本结构形成的基础、特征、核心问题，如何呈现为某种文化影响。

正是基于这种研究方法的具体考量，纯一法师在其新着中的文本分析与论述，实可帮助读者再度打开汉文《大藏经》佛教经典丰富博大的精神世界，深入《大藏经》内部结构，并且从对《大藏经》文本本身的关注，深入《大藏经》文本所承载的社会历史内容，促成人们回到文本本身，使经典阅读更加完整。

在此文本结构之中，纯一法师对于《大藏经》文本结构的主体把握得十分准确，这就是中国僧人著述作为汉文《大藏经》文本结构的主体，同时也就是佛教中国化的主体。中国僧人的著述可谓从佛经的汉译开始，进而开始了佛教中国化的远大历程。

最早的佛经翻译，始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东汉——初创翻译时期，东晋与隋代——官方翻译时期，唐代——全盛翻译时期，宋代以后——刻本翻译时期，自宋以后佛经翻译逐渐减少，并因雕版印刷技术的应用，迅速提高佛经的印刷和流通速度。佛经中译前后历时约10个世纪，共译佛教典籍2100余种、6000余卷，著名中外译师不下200人，其中以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四人为“四大译经家”。

在佛经中译的过程中，中译文本的进行与不同写本、刻本的结集问世，乃是佛教文本中国化重要构建者的角色。从民间译经到官方“译场”的出现，从西域僧人主译到中国僧人监掌译事，使译经体制逐渐由小规模的个体活动向有组织、有计划、分工明确、机构宏大的翻经馆的形式发展。直到宋代译经院的制度更加完备，译经制度与译场分工，随着译场的出现，译经制度也日益完善。翻译一部经需要九个职位密切协作。很明显，上述这些官办与民间创办的译场，不仅是翻译佛经的场所，也是佛教教育和学术交流的场所。中译的佛经、中国人编辑的写本与编撰刻写的各种刻本，渐渐建构了佛教中国文本在中国的身份。

上述历程是大量的佛经译本、写本、官译、官民共建的文本建构历程。自汉至隋唐，佛教典籍的文献流传主要依赖于写本。自东汉翻译佛经之始，即有写经，如译成之经文大多由笔受者直接书写下来。而佛经本身也强调，信徒诵读、持带、转赠、抄写佛经，是一种重要的功德修为。之后《大藏经》文本结构的逐步形成是基于各种写本、刻本、官刻与民刻两大文本，直至近代印刷本等文本形式的出现，以及文本知识结构、体系的演进。

基于这一观念，纯一法师认为，随着译经的增多和佛教的广泛传播，中国佛教学者留下了更多自己撰写的佛教经典著作，包括章疏、论著、语录、史传、音义、目录、杂撰、纂集等。它们都是佛教中国化的産物，也是把握中国佛教与中国文本的关键。由翻译而来的佛经与中土著述所形成的文献，是佛教在中国得以广为流布的最重要传播方式之一。作为文献媒介的文字和载体让异时、异地的传播成为可能，大大提高了佛教传播的广度和范围，而佛教典籍在中国的流布经历了“佛经汉译—经录编撰—《大藏经》刻印”这一文本的传播制作过程，一方面证明了佛教传播的中国速度和中国范围，一方面展开了佛教在中国、佛经中国化的漫长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