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佛教经典的大量翻译，汉文藏经各种译本与写本、刻本的演进，不仅给汉语言文化注入了新的元素，比如世界、平等、慈悲、未来、地狱、秘密、以及三世观念、因果轮回、三界六道等词汇，都是译经者通过意译创造出来的文化成果，同时通过哲学、文学、艺术、音乐等领域的影响，大大拓展了中国价值结构、文化想象世界，首先就奠定和丰富了汉文《大藏经》文本的意义与象征，从而呈现了《大藏经》汉译及其写本、刻本形成中所呈现的中国文本类型。

因此，“佛经翻译与解释的中国化”、《大藏经》文本的刻写方式及其文本类型之中国化，此乃“佛经中国化的基石或根基”。汉文《大藏经》的官刻本、私刻本、民间刻本，官方资助、从民间译经到“译场”的出现，实际上就是藏经文本中国化的不同体现形式而已。

三、汉文《大藏经》的文本类型

在汉文《大藏经》的中译历程中，因为各种译本和译本结集、刻本的不同类型，形成了汉文《大藏经》中国化过程中的不同文本类型。与此同时，是中国僧人的各类著述，纯一法师称之以“中华著述”，它们共同组成了汉文《大藏经》的翻译类型学与汉文《大藏经》的文本类型学。

《佛教中国化的实现路径》一书认为，中国人创造的“大藏经”一词，“既吸收了印度佛典管理的内容，又融贯了中国人的思想与情感，本身就是中印文化相结合的産物”。就汉文《大藏经》的内容而言，可分作“翻译佛典”与“中华撰述”两大部分。其中，“翻译佛典”不仅包括经、律、论三藏，还包括西土先贤有关经、律、论的注释和疏解等“藏外典籍”，既包括从梵文、藏文、巴利文翻译的经典，还包括从中亚一带各种少数民族语言翻译的经典，内容涉及大小乘、显密教等许多部分。而中华撰述部分均为中国人的著作，其最为著名者为唐代禅宗六祖慧能的《坛经》，唯一称为“经”并流传后世成为中国佛教重要的经典著作。这些著作种类繁多、题材广泛、资料宏富，构成了汉文《大藏经》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次，是汉文《大藏经》的抄本类型。依据纯一法师的梳理，印刷术尚未发达时，写经实具有弘传流通之意义与功德之意味。由此，大规模、长期性的佛经抄写行为得以开展。在此类文本类型之中，除僧侣与官府有组织的抄经活动外，大量的信衆也加入到抄经行列之中，有的为发愿，有的为布施、祈福，有的为超度亡灵，或为做功德。之所以能够出现如此丰富的手抄文本，这是因为崇德报功的中国信仰传统与“书写法事”、抄写经文紧密结合，成为“五种法事中功德最殊胜者”。

可以说，供养经卷是汉传佛教在译经过程中逐渐把佛教信仰中国化的一大途径，作为一种法事供养，它带有中国儒家重视文化书籍的内在影响，并与佛教结合而将抄写佛经、绘制佛像作为修行的一种功德，以捐献数量多少为虔诚程度的标志，这就促使抄写经文作为民衆表达对佛教信仰的一种普遍行为，从而使汉文《大藏经》进入中土之际就与汉民族的传统信仰结合起来，构成汉文《大藏经》最能中国化的神圣底色。

再次，是刻本《大藏经》的发展与演变。佛教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佛教的一些佛像和经咒都是早期的雕版印刷物。纯一法师在书中说道，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标有年代的雕版印刷品，就是在我国敦煌莫高窟发现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然而到北宋中叶之后，雕版印刷术已风靡全国，南北两宋刻书之多，雕镂之广，规模之大，版印之精，流通之宽，都是空前未有的。因此，在唐及五代佛经的印刷还只限于单卷佛经及佛像，到宋代则出现佛经总集的刻印，刻本《大藏经》时代已经到来。据统计，宋代至少进行过6次佛经总集的刻印，这就是《开宝藏》《毗卢藏》《资福藏》《圆觉藏》《崇甯藏》和《碛砂藏》等。其中，《开宝藏》为朝廷所刻，作为中国第一部雕版官刻《大藏经》，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木刻大型丛书，它开创了刻本《大藏经》的先河，是中国佛教史和文化史上划时代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