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佛教戒律既具有止恶的法律性，又蕴含着劝善的道德性，是法律性与道德性的统一。正是由于佛教戒律具有法律性，所以在当今中国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佛教戒律与国家的法律精神从根本上是统一的，并可以根据国家法制的要求，与时俱进，做出具有时代性特征的调整和完善。同时，也正是由于佛教戒律又兼具道德性，所以又要充分发挥其道德性的作用，对中国的法制与道德建设以及社会的稳定提供有益的补充。

关键词：佛教；戒律；法治；“五戒”

在佛教的戒、定、慧三学之中，戒律是最基础，也是最根本的要求，因此，戒律是佛教之教法的根本内容。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作为外来文明，佛教只有充分地适应中国本土的政治与文化环境，并配合时代的演变，才能获得当地的政治上层和人民群众的接受和支持，其中戒律是佛教中国化程度最高的部分，因此，佛教戒律在中国历史法令和道德规范的影响之下，不断地调整与完整；而另一方面，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佛教的戒律逐渐深入人心，也从正面影响着民众的道德心理与行为，因而又成为国家法律制度的有益补充。

一佛教戒律与国家法律精神的统一

佛教虽然具有着鲜明的宗教性及其出世的精神，存在着胜义谛和世俗谛之分，但是佛教的戒律却是专门就世间法而立言的，其中既没有一而二、二而一的辩证智慧，也没有依于内在体证的不言之妙，而是明晰地规定了是与非、善与恶的差别与界限，此是犯，此是不犯，此应作，此不应作，分分明明。因此，佛教戒律在立法形式上与现实社会的法律精神是一致的。

从佛教戒律的产生来看，佛教戒律与中国自身的法律精神也是统一的。东西方文化虽然都有悠久的法制传统，但是在对待法律起源的问题上，东西方文化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而佛教戒律与中国的法制传统则保持着高度地一致性。通过对西方法制传统的考察可以看出，西方社会的法律是建立在人性本恶的基础之上的，正如古罗马著名的法学家西塞罗说道：“我们需要的是解释法律的本质，而这个本质需要从人的本性中去寻找。”[１]Ｐ１８７在西方主流的文化传统中，人的本性往往被理解为邪恶，而非善良，这不仅体现在西方传统宗教的“原罪说”中，在思想界也被普遍地赞同，如近代英国思想家霍布斯在其著作《利维坦》中，就主张人人都是利己主义者，人性本恶，因此，人们应该从坏人的角度去看待法律。诚然，法律的基础一定是恶，只是因为有了恶，才会有法律制定并惩戒的必要，但是这个恶是否是基于人性本身，则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其中西方文化认为法律的基础是人性的本有之恶，而东方文化则主张邪恶并非来自人性自身，而是环境造成了人性的邪恶。如中国最早提出“礼法”思想的荀子就认为，人的先天本性无所谓善与恶，只是在乱世之中，先天本性如果不加引导，就会趋向于邪恶，正如荀子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也，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２]Ｐ９３４正是由于人性有不足，往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才有法律存在的必要；而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人性先天又具有善良的一面，所以人类才能创制出道德与法律，来促人向善。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致，佛教也没有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性善的本质，否则的话，人性又如何成就佛性呢？佛教认为，戒律之所以产生并加以运用，只是由于在娑婆国土这个五浊恶世之中，人性会趋向于邪恶，并遮蔽了佛性，所以，佛教根据人们行为上的过错，依据事实的案例，建立起各种防范的条文，通过戒律来加以止恶劝善。因此，佛教戒律不仅与中国法制传统保持着一致性，与现代法律制度也是相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