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戒律与国家法律的统一性，不仅体现在法律精神与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两者也是相互蕴含的。在历史上，佛教戒律就曾对国家法律的制定起到过借鉴的作用，如禅门清规自唐玄宗时的百丈禅师创制之后，影响深远，明太祖朱元璋所制的《祖训》以及清代康熙皇帝所颁布的《圣谕广训》，都是深受其启发。就佛教戒律的内容上来说，佛教戒律可以根据不同标准加以划分，如根据戒律的对象，可以分为出家戒和在家戒，其中出家人的戒律又分为比丘戒和比丘尼戒；如根据戒律的性质，可以将戒律分为止持戒和作持戒两种，其中止持戒是指禁止性的规范，作持戒是指应作为的规范；如果按照戒律的条目多少来划分的话，戒律又可以分为“五戒”、“八戒”、“十戒”、比丘戒二百五十条和比丘尼戒三百四十八条等，而这些戒律从内容上来说，都体现了法律的性质。拿佛教戒律中最基础的“五戒”来说，“五戒”中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也都体现了法律的性质，起到了如法律一样的惩戒作用。

二佛教戒律的道德性是国家法律的有益补充

佛教戒律不仅具有法律的属性，能够起到止恶和惩戒的作用；而且包括着对纯真、至善行为的倡导，蕴含着道德的属性，具有劝善的功效。例如佛教中著名的“七佛通偈”，具体内容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其中的“诸恶莫作”是指戒律的止恶，“众善奉行”是指戒律的扬善。从中可以看出，佛教戒律已经超出了法律的范畴，对人们提出了比法律更高的道德要求。

法律与道德的区别很多，如法律是对人们行为的基础性规范，而道德则是对人们行为的高尚性要求；法律是事后惩罚，在规范人们的行为活动中具有消极性，而道德则往往是事前干预，能够防患于未然，具有积极性；法律规范具有外在性、他律性和强制性的特点，而道德则具有内在性、自律性和自愿性的特点等等。正是由于道德具有法律所不具备的诸多特点，所以道德才能够成为法律的有益补充。在今天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之下，一方面固然要坚持法治的主导，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道德的作用，应该积极地发挥道德对法律的有益补充作用，正是在这一方面，佛教戒律在当代中国，将会有重要的作用。

佛教戒律不仅具有法律的特征，还同时具有道德的诸多特点。佛教戒律之所以具有道德性，这是由佛教自身所追求的理想和目标决定的。佛教以解除无明烦恼为目标，以追求涅槃寂静与成就佛果为根本理想，而这些目标和理想的实现，都离不开戒律的有效实行，正如《四十二章经》曰：“佛子离吾数千里，忆念吾戒，必证道果，在吾左右，虽常见吾，不顺吾戒，终不得道。”[３]７３南山律师道宣也说：“戒律难思，冠超众象，为五乘之轨导，实三宝之舟航，依教建修定慧之功莫等。”《华严经》更是直言：“戒是无上菩提本。”所以佛教戒律必须要超越法律的基础要求，而进行更加高尚的道德性规定，正如台湾佛教学者劳政武说道：“佛教戒律之主要目的，一在使教团的秩序及发展得以维持及确保，二在使徒众能得精神解脱证取佛果，故极重道德性诚属必然。”[４]Ｐ１５９

以“五戒”为例，“五戒”不仅对应着五种惩戒条目，中国律宗还常常将“五戒“对应于十种善业，也就是说，中国佛教不仅仅从止持的消极方面来理解戒律，而且还从积极的方面来运用戒律。十善业道分别指放生、布施、梵行、诚实语、和诤语、爱软语、质直语、不净观、慈悲观和因缘观。在“五戒”与“十善”的对应之中，不杀生对应着放生，以不伤害生灵为底线，并倡导积极地救生、护生；不偷盗对应着布施，以不偷盗为基本的要求，并在主动地奉献中培养慈悲之心；不邪淫对应着梵行，以不邪淫为基本的行为准则，并通过清净自体来圆满一切智德；不妄语对应着诚实语、和诤语、爱软语和质直语，以不欺骗为待人待己的基本界限，并在更高层次上要求诚信待人和在语言上与人为善；不饮酒对应着不净观、慈悲观和因缘观，通过对酒的禁止，发挥理智的主导，实现精神的专一，以此来实现道德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