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萨戒在汉传佛教戒律体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汉传佛教菩萨戒有《瑜伽》系和《梵网经》系两个系统。其中《梵网经》菩萨戒是主流，是后世三坛大戒中菩萨戒的主要依据。隋唐以后形成的各个宗派大都重视《梵网经》，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禅宗等都有不少有关《梵网经》菩萨戒的注疏，可以说对《梵网经》菩萨戒的重视是超越宗派界限的。其中，天台宗对《梵网经》菩萨戒地位的确立影响最大，而天台宗的实际创造者智顗正是开启这一历程的重要人物。本文就是通过辨析智顗与《菩萨戒义疏》（以下简称《义疏》）的关系，展现智顗对《梵网经》菩萨戒在汉传佛教中流行的贡献。

《义疏》是现存最早的对《梵网经》菩萨戒的注疏，也是在汉传佛教中影响最大的菩萨戒注疏。佛教界历来认为《义疏》为智顗所作。20世纪中期，日本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代表性人物主要有佐藤哲英，他在《天台大师の研究》一书中指出《义疏》不是智顗的著作，但在8世纪初已经存在。他否定《义疏》为智顗所作的理由主要有：（一）早期文献资料如灌顶的《智者大师别传》、道宣的《续高僧传》和《大唐内典录》中未有记载。（二）天台三大部对《梵网经》之引用甚少。（三）天台所述“持戒清净”中与《梵网经》无关系。（四）《义疏》主张色法戒体，与智顗在其他著作中的观点不一致。（五）书中使用三重玄义，而非智顗常用的五重玄义。对此台湾学者陈英善曾进行了反驳。本文综合两家观点，通过考察其他史料中对《义疏》的记载、《义疏》出现的背景、智顗对《梵网经》的重视、《义疏》与智顗其他著作的关系等，认为《义疏》主体部分是智顗所作，但也加入了后来天台弟子（或者即是灌顶）的思想。

一

天台九祖湛然（711—782）门人明旷所著《天台菩萨戒疏》提到：“今随所欲，直笔销文，取舍有凭，不违先见，则以天台为宗骨，用天宫之具缘，补阙销释，贵在扶文，则诸家参取。”陈英善认为：“天台为宗骨”应是指智顗的《义疏》及天台教义。另外，陈英善还从《义疏》所论及的六种菩萨戒本来分析，认为：“此中所述的六种戒本，时间大约集中在南北朝时期，由此时间似乎可推知《义疏》成立年代约在梁隋之际。”

笔者赞同陈先生的看法，再补充几点证据，《宋高僧传》卷第十七《唐越州焦山大历寺神邕传》云：

（邕）又从左溪玄朗师习《天台止观》、《禅门》、《法华玄疏》、《梵网经》等四教三观等义。

左溪玄朗为天台宗八祖，《止观》《禅门》《法华玄疏》都是智顗的著作，将《梵网经》与前三书列在一起，并称为“……等义”，正说明智顗对《梵网经》有注疏之作。

早期文献资料没有著录《义疏》，可以这样解释。《智者大师别传》完成于智顗去世后九年，即公元606年，此时属于天台三大部的《法华文句》、《摩诃止观》都没有最终完成，在《别传》中都没有著录，《义疏》可能也是因为没有编撰完成，才没被著录。《续高僧传》（645年完成）、《大唐内典录》（664年完成）没有著录《义疏》可能与唐初期天台宗的实际状况有关。在智顗的大力弘扬和陈、隋帝王的极力支持下，天台教义在陈、隋两代曾非常兴盛。智顗去世后，纲领天台山的智越（543—616）在义学上似乎没有多少建树，但因为智顗与晋王杨广的关系，智越主持天台期间，仍得到皇室的大力支持，整个僧团保持了较大活力。后来被认为继承智顗法统正宗，并被天台宗尊为五祖的是追随智顗十几年，记录整理智顗大部分著作的灌顶（561—632)。智顗去世后，灌顶在天台僧团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智顗去世后第二年（598），灌顶曾亲赍“石城遗书”赴扬州，呈于晋王杨广，杨广很快便按照智顗的遗愿建立国清寺。此后灌顶与杨广保持了很好的个人关系，大业七年（611），已登帝位的杨广领兵打仗期间，仍派人到灌顶行所，“叙以同学之欢”。总之，天台宗在整个隋代都保持了很大的影响。但也许正是由于天台宗与杨广的这种密切关系，加上隋末的大乱，后继者缺少弘化之才，入唐后天台宗一度消沉。智越去世后，其弟子中并没有杰出者。灌顶则“纵怀丘壑，绝迹世累，定慧两修，语默双化”，并于贞观六年入寂。此后，继承灌顶法脉的六祖智威、七祖慧威、八祖玄朗，在义学上都没有太大建树，生平事迹也少闻于世，天台宗在一段时间内与唐前期兴起的华严、法相、禅宗等相比黯然失色，直到唐中期九祖湛然（711—782）重新注疏天台三大部，才使天台宗出现中兴的局面。湛然门人梁肃曾用“明道若昧”来描述天台宗这段暗淡的历史。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灌顶在智顗过世后整理出来的一些智顗著作不被唐前期的一些文献记载，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