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圆教”不惟是一单一的宗派理论之表说，更是隋唐宗派佛学对佛教新型“样态”的一种构拟，故具有一“职能”履行性。作为“圆教”形式的最早表述者，天台智者大师之贡献正在于，面对新的帝国时代之到来，其自觉从理论上将作为“出世间法”的“佛教”表述、扩展为“圆教”，使之成为超出传统世间法/出世间法之上的普遍“礼法”，以此承担帝国之广义“意识形态”的职能。

【关键词】天台圆教 隋唐帝国 普遍礼法 意识形态

前言

作为第一个中国化佛学宗派，天台宗以“教观双美”著称，其雄浑博大的思想体系向为世人所景仰、称赞。不过在慨叹智者大师超逸群伦之智的同时，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台宗于陈隋之际自命“圆教”，峻拔独立而睥睨他教，此“意味”着什么？自然，作为一理论表说，“圆教”乃确立于智者大师之手，故我们可以说天台“圆教”乃是天台宗对自身殊胜地位的合法性说明；不过考虑到陈隋之际社会政治形态的巨大转折，则我们以为，“圆教”不惟是一单一的宗派理论之表说，更是智者大师对佛教新型“样态”的一种构拟。换言之，“圆教”具有一“职能”履行性。天台智者大师的贡献正在于，面对新的帝国时代之到来，其自觉从理论上将作为“出世间法”的“佛教”表述、扩展为“圆教”，使之成为超出传统世间法/出世间法之上的普遍“礼法”，以此承担帝国之广义“意识形态”的职能。

一“宗派”佛学与“帝国”意识形态

相对于六朝的分裂格局，隋唐王朝乃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统一帝国时期。与帝国雄浑气质相匹配的是，虽然儒家学说在隋唐相对仍处低潮，而佛道二教则发展出宏大的宗派理论体系，为种族与文化多元性、疆域之辽阔性的帝国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特别是佛教高步雄视，相继演化出天台、华严等几大宗派，将汉语佛教哲学推向了一个高峰，成为隋唐帝国意识形态的主体。其中，作为最早成立的佛教宗派，天台宗的理论尤具有原创之功。

“宗派”乃是一个思想形态学的概念，其尤指这样一个学说组织，即其不但具有明确的学说宗旨身份且有一严格之谱系传承作为保证。隋唐佛教宗派有别于此前的六朝论派佛学，对此汤用彤先生曾有说明，其以为从广义上讲，六朝、隋唐佛学均可称“宗”，然二者区别在于，前者是就“义理”而言，而后者则就“人众”来说。自然，由“义理”之宗到“人众”之宗并不意味着隋唐佛教宗派不谈义理，相反隋唐宗派佛学正是中国佛学义理的高峰期，因此这个“人众”只是突出强调隋唐宗派佛学的组织特色。不过也正因为如此，要对宗派佛学形态作一更确切有效的说明，还是必须考虑到六朝与隋唐社会政治组织形态上的差异。可以说，隋唐佛学之所以是“宗派”佛学，乃是因为其不再是地域性的学说思想，而是在全局范围内成为整个帝国的意识形态。自然，我们说宗派佛学为隋唐帝国的意识形态，此乃是在“广义”或“中性”而言，而非狭义上的作为统治秩序合法化工具的“意识形态”，因为尽管隋唐乃是三教鼎立特别是唐代道教还有相当之势力，然总体上是佛学担纲，为帝国之维持与运作提供了最根本的理论指导与精神凝聚力的保证，故宗派佛学之意识形态地位乃是“制度”性或可说是“中性”的。自然，如此而说并不意味着在现实操作层面，佛教会“自明”地获得此一合法地位，相反，陈隋之际的佛教有一“末法”危机意识，面对新的社会政治格局的逐渐形成，佛教同时面临机遇挑战。因为随着隋帝国的建立，时代政治对佛教思想界提出了双重任务：一方面，由于帝国的成立，六朝南北政治地理的割据局面得以结束，此统一之格局要求有相应之整合性思想体系的给出，故需要对南北朝区域性的差异学派佛学进行调停；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隋唐帝国面临着对差异之种族、文化因素予以整合的问题，即如陈寅恪所指出，种族与文化问题实为唐史之关键。对此韩昇、林悟殊等当代学者作了进一步演绎发挥，说明了在东亚国际关系格局下隋唐帝国处理种族与文化差异问题的重要性。故此，隋唐帝国的建立乃是一制度文明的创新，藉此将极为多元的种族、文化因素纳入到同一政治文化共同体中，而佛学在其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缘由于此，我们看到，隋唐宗派佛学乃是得到了帝国“制度”性地支持，这一支持不单纯是出于政治人物的统治策略之方便，譬如隋皇室之高度重视天台宗确有稳定南方、争取人心的考虑，更是帝国本身内在结构性的要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隋唐时期宗派佛学与中央政治有一特别之关系，即宗派之兴衰往往与政权更迭相伴随，其典型便是隋炀帝之与天台宗、唐太宗之与唯识宗、武周政权之与华严宗。对此，学界已有相当深入之研究，如陈寅恪特别分析了唐武则天如何借助佛教为其执政寻求理论上的合法性，而此种倚重亦有实际的寻求胡人政治力量支持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