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一般所云之“世间法”只是“泛指”，并没有一特别明确之所指，而在中国社会历史语境中，“世间法”即等同于儒家名教“礼法”，成为一“定指”。将世间法/出世间法对置为儒家礼法/佛教之关系，这是东晋佛学大师庐山慧远特别的思想贡献。在其著名的《沙门不敬王者论》中，针对世俗人士的质疑，慧远提出了世间法／出世间法分别，申诉了释子豁免行世俗礼法之理由。所谓“法”，其实就是广义之“礼法”，世间法也就是指规范世俗之人的礼法，至于出世间法则是修行清净解脱者的礼法。慧远承认世俗之人（包括在家居士）必须恪守世间礼法，原因在于，世俗之人乃是顺化之民，故求“厚身存身”，既处“自然”状态，则父母双亲之恩爱、君王人主之资养不可忘，未可“受其德而遣其礼，沾其惠而废其敬”，故要求忠孝敬拜。至于出世间法，乃是作为方外之宾的职守原则，而不同于世俗之人所守之礼教。因为出家人乃是“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非是顺化之人，故不贵厚生，不重运通。释子身份既不同世俗之人，其职守但在于息患达道，故其不得同礼世典。虽然出家者不服世法，然其必须守“出世间法”，所以慧远并没有否定职守／礼教之对应关系，恰恰要根据不同层次严格地恪守礼法原则。同时，故较诸魏晋名士的不拘礼教，作为方外之人的慧远倒是确立了世俗之人与世间礼教的对应关系，重新恢复了名教的合法性。如是，通过出家而求解脱，慧远在更高层面调停了魏晋玄学名教／自然之矛盾，从而开拓了士人生命更大的可能性。

显然，庐山慧远对世间法/出世间法关系的说明指示了，虽然出世间法高于世间法之层次，然二者各有权限，不可淆乱；即便前者能够“迂回”地“裨助教化”，间接地履行“世间法”之职能，然二者之畔域界限是分明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六朝时期虽三教论衡，互有攻伐，然各教甘于自身之特殊性身份职能，并不希冀有一更高层次的身份职能追求。这种情况到了隋唐帝国时代，即发生转变。如前所述，帝国政治之维持需要一普遍之意识形态学说之支持，故宗派佛学的兴起乃是契合此一时代，不过佛教既然要承担一普遍意识形态之职能，则其就不能甘居特殊性的“出世间法”之身份，而必须扩大其身份职能。为此，宗派佛学之给出“判教”，乃是藉“判释”“佛”之“言说”的形式，重新整理、组织佛教，从而确立一“新”的佛教形态，“圆教”正是此一佛教新形态的表现。不过，“圆教”既然是要承担一普遍性之意识形态职能，则所谓“圆教”就不惟局限是在佛教内部而言，实应理解为是在世间法/出世间法之上的一个“教法”。正如宋明理学（新儒学）乃是儒家吸纳佛道因素，将既往之儒家“礼学”扩展为普遍性的“理学”一样，隋唐宗派佛学之“圆教”则是佛教吸收儒学（包括道家）因素，将“出世间法”的佛教扩展为一“圆融”性的“佛教”，亦可云是一“普遍”性的“礼法”。那么“佛教”作为这一普遍性之“礼法”，其理据何在呢？对此，智者大师提出了一切存有之法不出“法性”（实相），当依“实相”为“体”（礼）的思想，从而给出了最有理论价值的说明。

“诸法实相”概念乃出于《法华经》，本指众生果报境界之种种方面的表现，所谓“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难解之法，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所谓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由于“佛”之知见“广大深远”，能了知、究竟此种种境界，故其得以应众生之“性欲”，开示种种“善巧”方便。虽然“佛”之知见非众生所能知，然“佛”之开示《法华经》的目的正在于令众生“了知”、“悟入”“佛”之知见。可见，在《法华》经典文本中，“诸法实相”乃是基于佛/生之“言教”关系，特指众生“果报境界”之表现，以相应说明“佛”之化他能力，而并无理体原则之抽象义。即至《法华玄义》，智者大师乃将“诸法实相”抽象化为一“理体”（法性）概念，用以解说“存有”之“法”的“体性”。故在以“五重玄义”之“辨体”解释《法华经》“经体”时，智者大师说道，“体字训礼，礼，法也。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君臣撙节。若无礼者，则非法也。出世法体亦复如是，善恶凡圣菩萨佛，一切不出法性，正指实相以为正体也”。在此，智者大师将“体”视为“礼”，即一套礼法规范，其借世间法说明，世间行为需要以儒家纲常名教之“礼”规范、节制之，同样，出世间行为亦需要相应之“礼法”规范，此一“礼法”即是“法性”（实相）。事实上，智者大师不惟以“法性”为出世间行为之“礼法”，且是世间、出世间一切“存有”之“法”的“礼法”，所谓“一切不出法性”。“法性”既为“一切法”之“礼”（体），则既往所谓世间法/出世间法的差异、对立也就由一“外在”性，转变为一“内在”性。换言之，判别世间法/出世间法的最终根据不在“行人”之“身份”，而在“行人”对“法性”之了达程度。故如其云，“故《寿量品》云：不如三界见于三界，非如非异。若三界人见三界为异，二乘人见三界为如，菩萨人见三界亦如亦异，佛见三界非如非异，双照如异。今取佛所见为实相正体也”。显然，同见“三界”之法，由于“行人”对“法性”的了达程度有异，故有不同之知见境界。进言之，行人“见”的层次与“见”相应“法性”的程度是一致的，“见”愈受“法性”之“规范”，则也就愈照见“法性”。以“法性”（实相）为存有之法的“法体”，其实也就是要揭示“诸法”的空假中三谛“结构性”，不过隔历三谛尚为“粗法”，非“究竟”实相，圆融三谛方为“妙法”、“究竟”实相。故从这个视角看，藏通别圆四教之次第给出乃是相对于“三界之人”的“世间法”，“但空”、“不但空”指藏、通二教，“但中”、“不但中”则为“别教‘、“圆教”，此一层级推进正说明，“圆教”之“礼”（礼法）乃为本经“正体”，行人当依此“体”（礼法）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