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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丽娜:唐代长安大荐福寺的宗教政治活动

原标题:祈福与护佑——唐代长安大荐福寺的宗教政治活动

(国家图书馆)

【内容提要】唐长安大荐福寺规模宏大,高僧云集,佛事活动频繁,是具有重要宗教地位的唐代大寺之一。在唐代,它是国忌行香和国忌设斋的重要场所,祈雨和供养佛牙等大型活动频繁在荐福寺举行。同时,在外交活动中,它具有展示唐代国家实力,负责接待使臣,安置宫人的政治功能。

【关键词】大荐福寺 国忌行香 祈雨 佛牙

唐代重要的大寺往往既富且贵,如西明寺、慈恩寺、青龙寺、大安国寺等都是经朝廷批准,具有“贵族”性质。它们大多占地广阔、规模宏大、风景秀美、高僧云集,在长安佛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大寺在当时主要是佛教学术研究中心,包括翻译和研究等工作。它们也为朝廷提供宗教服务,举行各种法事、斋会,而这些活动也不可避免带有浓厚的祈祷、礼仪性质。

唐中宗时,荐福寺独领风骚。中宗一朝,荐福寺实际成为整个长安乃至唐帝国的佛教中心,是全国最重要的佛寺之一。皇家子嗣出生等重要事宜,中宗都会去荐福寺祈福,如“二十一日,安乐公主出降武延秀。是月以婕妤上官为昭容。十二月六日,上幸荐福寺。”国忌日或皇帝诞辰日,多在荐福寺等大寺行香斋僧。作为祈雨活动的组成部分,佛教祈雨常常在皇家功德寺进行。更有甚者,皇家功德寺被用来签订和约、驻扎军队、接待来朝使者等等,显示了它们所具有的重要的政治功能。

一、国忌行香和国忌设斋

国忌,是指皇帝、皇后的忌日。唐初年,即开始了追思先皇、皇后的仪式,并有忌日不乐的惯例。国忌行香,也可称为国忌斋会。其兴起具有浓厚的佛教色彩,与佛教的影响应有密切关系。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在探讨宋国忌行香的起源时,引用了《佛遗教经》中的一段经文:“比丘欲食,先烧香叹攒之。安法师行香定坐而讲,所以解秽流芬也,斯乃中夏行香之始。”可见,行香的产生很可能与佛教用香密切相关。

佛教中行香、焚香以表整洁的例子很多,如《长阿含经》卷二记载:“寻为如来起大堂舍,平治处所,扫洒烧香,严敷宝座。”《杂阿含经》卷二十三也有类似记载:“王严饰国界,平治道路,悬缯幡盖,烧香散华,及诸伎乐。”《修行本起经》卷二记载:“王勅国中,太子当出,严整道巷,洒扫烧香,悬缯幡盖,务令鲜洁。”《普曜经》卷三也提到行香要保持整肃:“皆勅城内扫除衢路,四徼诸道诸曲里巷,莫有不净不吉之事,瓦石沟坑不净之地;病疾盲聋勿有恶声,散华烧香选吉祥音,悬幡缯盖,庄严门户。”上述几处记载,反映了行香主要起到庄严、清洁、明净的作用。佛教的行香还主要与持戒有关。《十地经》卷九《菩萨法云地》品记载行香是持戒所需:“菩萨住在离垢地中亦复如是,能为一切菩萨净戒律仪行香所依出处,以诸菩萨净戒律仪行香无尽。”

宋赵彦卫《云麓漫钞》记载:“国忌行香,起于后魏及江左齐梁间,每然香熏手,或以香末散行,谓之行香。赵彦卫的国忌行香含义比较简单,与一般行香并没有区别。《能改斋漫录》中的相关记载不同意赵彦卫国忌行香的开始时间,认为始于道安法师,“以此知唐朝虽诞节,亦只云行香。姚令威以为行香始于后魏江左,非也。”但是,国忌行香确定为全国性的宗教和佛事活动是在唐朝。

国忌行香是全国性的礼拜活动,具有浓厚的佛教色彩,在德宗皇帝时明确成为全国性的活动。国忌行香与降诞节密切联系,“其天下州府,每年常设降诞斋,行香后,便令以素食宴乐”。即使在武宗朝灭佛,很多寺庙受到极大毁坏,国忌行香也没有被完全废止。国忌行香实际上已成为唐代社会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国忌行香的组织者和参与者身份有明确规定,一般由国家、州道府或者皇帝、职位较高的官员亲自组织。《云麓漫钞》记载,唐高宗时薛元超、李义府为太子设斋行香,中宗朝设无遮斋,要求五品以上行香。文宗朝,因宰臣崔蠢奏请“国忌设斋行香,事无经据”,所以国忌行香暂时停止。宣宗朝又再次兴起,下诏京城外以及州道府国忌行香,“至宣宗即位之初,先以列圣忌辰行香既久,合申冥助,用展孝思,其京城及天下州府诸寺观,国忌行香,一切仍旧。”除了国家层面的国忌行香,根据《资治通鉴•唐懿宗咸通九年》记载,州府也有国忌行香:“勛虽不能用,然国忌犹行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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