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行比常晓幸运，得以随遣唐使一同前往长安。“礼宾院是唐朝天宝以后负责外事接待工作的一个机构”，作为随遣唐使入京的学问僧自然被安置在此。但礼宾院“原设崇仁坊，元和年间移入长兴坊”，应在长安城内，因此《圆行传》中初到礼宾院后入长安城的记载是有误的，初到的或许应是《常晓传》里的广绫馆。另从《圆行传》的记载看，他所巡礼也主要是长安的佛寺——青龙寺、保寿寺，且都得“依敕”进行的，同时也还受到了朝廷的封赐。正是由于常晓与圆行所具有的官方身份，反而对他们的巡礼活动造成诸多的限制。常晓未被准许进京，也不能随意离开扬州，同行而来的圆仁也面临相同的问题，只得前往扬州的开元寺，巡礼天台山的申请始终未获应允。而且在遣唐使归国时也都一同返回。圆行虽获准入京，但因与遣唐使同行，只能直接赶往长安。虽然来到了大唐佛教的中心，但为了能随遣唐使一起回国，圆行在长安的巡礼时间只半个月多一点而已。虽然有像灵仙三藏这样长时期在唐的巡礼者，但圆行与常晓代表的才是随遣唐使入唐的学问僧的常态。

与上述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个人身份入唐的日本僧侣，在华巡礼的时间更长，地点也更多。慧运在大唐逗留了5年的时间，期间曾到过长安的荐福、大兴善寺，还巡礼过五台山和南岳衡山。按《宗叡传》，宗叡于贞观八年（866，唐咸通七年）随李延孝的商船回国，但据《三代实录》，贞观七年七月时，“大唐商人李延孝等六十三人，驾船一艘来著海岸。是日，敕安置鸿胪馆，随例供给”。所以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宗叡应于贞观七年就已经回国了。但并不能完全排除李延孝连续两年都前往日本的可能，因而宗叡在唐巡礼的时间应是3或4年。他的行程更丰富，既有东西两京的青龙、慈恩、大兴善、圣善等寺，也有汴州的寺院，还曾登临过五台山巡礼圣迹。

慧运与宗叡的巡礼线路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是长安，长安作为大唐佛教的中心，自然成为外来巡礼僧人的首选之地，自无须多言。其次是五台山，镰田茂雄结合日本最早的佛教故事集《日本灵验记》中所记的已去世的圣德太子在五台山朝拜文殊菩萨后转世为圣武天皇（在位时间724——748），而文殊菩萨也转世为日本著名的高僧行基（668——749）的传说以及记载五台山历史最早的一本书——唐慧详的《古清凉传》在圣武天皇时期已传入日本，并广泛传抄的史实指出，五台山信仰至迟在圣武天皇时期已传入日本。其后更出现了“模仿五台山建造的日本寺院”、盛行“称为‘五台山文殊’的佛像”以及五台山信仰有关的传说故事等，足见“中国五台山的佛教文化对日本所产生的影响非常深远”。而这种影响还有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从“元和年间（806——819）开始，即有日本僧人陆续至五台山巡礼求法，从事中日佛教文化交流”。

再次是与天台宗有关的一些地点。被尊为天台二祖的慧思和尚，晚年曾“将四十余僧经趣南岳”，并在衡山渡过了他一生最后的十年，因此慧思也被称为南岳慧思。“大华严寺，原名大孚灵鹫寺，明太宗敕额大显通，是五台山历史悠久、规模最大、建筑雄伟、庄严华丽的一个梵宇琳宫……唐代时，著名高僧志远（768——844）就在这里讲演《法华》，使其成了天台道场。”另从圆仁的《行记》可以看到，“当时五台山以大华严寺为中心，天台学已被大为推崇。念佛三昧和法华三昧的修行者众多。天台典籍也相当完整。其中也包含圆仁最初看到的内容。朝晚二座开讲的天台学也相当充实。与天台山国清寺也有交往。志远还从长安请来法坚，使素来与长安佛教界保持密切联系的玉泉寺天台宗的传统持续发扬”。因此，在圆仁、宗叡入唐的9世纪中叶时，大华严寺应是天台宗的道场。另从《宗叡传》记载看，宗叡还似到过浙江天台山，但在山西五台山巡礼圣迹后，不可能“寻至”浙江天台山的。而且即使不是“寻至”的，但其后又再次返回五台山巡礼大华严寺也是无法理解的。因而笔者认为，《宗叡传》中的天台山并不是指天台宗祖庭所在的浙江天台山，很可能大华严寺所在的那座山当时就叫天台山。“日本的天台宗和真言宗是平安时代最盛行的佛教宗派。”而天台宗本就以佛学义理见长，即使其他宗派的弟子，也都会兼学一些天台的佛学思想，这一现象中日佛教界都存在。如入唐五家中的宗叡，虽然是真言宗的弟子，但也曾“究天台大义”。因而天台佛学在当时的日本佛教界来说影响还是很大的。加之日本天台宗的最后创立，也与传教大师最澄的入唐求法有关。因此前往中土的天台佛学圣迹也成为当时日僧入唐巡礼的重要选择。所以慧运和宗叡虽都是真言宗弟子，但都选择了南岳衡山、五台山大华严寺等与天台宗有关的地点作为他们的巡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