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张雪松副教授发表了题为《管窥人间佛教的多元化理解——从对印顺法师<中国禅宗史>重新解读谈起》的论文。他指出，人间佛教是“契理契机”的；人间佛教所契之“理”，太虚大师和印顺法师的理解，确实有所不同。人间佛教最根本的精神，则在于“契机”，即在当今时代，人们所面临的各种新的情况、新的难题，佛教可以给予应对和解答；即人们创造性地运用佛教理念和智慧，能够帮助现代人解决现实中遇到的难题，使得佛教在当今世界可以继续生存和发展下去，便是人间佛教。太虚法师、印顺法师、星云法师对人间佛教的主张，深化了中国佛教界对“人间佛教”的理解，在为人间佛教提供教理基础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尤其对避免将人间佛教进行庸俗化的理解，具有重要的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何蓉研究员发表了题为《佛教与世变：论宗教中国化的人心基础》的论文。她指出，佛教中国化的新课题意味着要对世变提出解释，更要对世人的应对给出方向。在持守佛教的根本信念基础之上，以人间佛教为指向，树立新时代佛教徒的经济伦理、工作伦理和生活伦理，使佛教的真义驻于人心、行于世间。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李利安教授作了题为《从丝绸之路文明交往变迁看补怛洛迦山的中国化》的发言。他指出，观音道场的空间转移和神圣化建构以及中国各界的广泛认同，共同完成了观音道场的中国化历程。这一中国化历程充分说明，源于印度的佛教文化在中国不同历史时代都会根据当时社会背景和文化变迁等因素而发生不同以往的中国化转变，佛教中国化不是一个在某个时期就可终止的具体任务或具体事件，而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历史过程。

华东师范大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李向平教授发表了题为《人间佛教与中国佛教的社会性建构》的论文。他指出，人间佛教与现实社会的各种关系，是人间佛教发展的主题之一。人间佛教的人生与人间发展取向，应当就是汉传佛教的社会化变迁方向，从而使汉传佛教的“社会性”建构，成为人间佛教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社会化是社会群体及其社会关联的社会形式，以一种既不同于国家权力形式、又不同于市场经济运作模式的行动逻辑，进入社会，并且与其他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进行合法交往。社会化作为20世纪人间佛教的内在运作取向，应当是人间佛教的必然发展，也是人间佛教与现实社会之间矛盾关系的互动结果。人间佛教的人间化模式，应当是走出寺庙，主动积极与社会其他群体、组织进行平等互惠地彼此沟通，进而要求一种能够顺利进入社会的组织模式。此当为人间佛教社会性建构的基本价值取向。当代佛教中国化的发展，应是致力于人间佛教的制度化、大众化、社会化、现代化、文化化的五化实践。

南京农业大学政治学院缪方明副教授发表了题为《佛教中国化简论——基于人间佛教理论意蕴增益之探讨》的论文。他指出，佛教传来中国后，为了处理好佛教自身理论与中国主流文化之间的核心价值观导向矛盾，佛教自身内部从译经开始，增益自身济世的理论内涵，在同道教的理论斗争中，不断扬弃“形上”元素，增加入世的语素；同时在回应儒家批判的过程中，逐渐自觉地以儒家宗法伦理中的仁孝思想以及关注民生、济世大众精神作为增强自己人间性话语的源头活水，凸显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这同时构成了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赵翠翠副研究员发表了题为《佛教中国化及其现代秩序的变迁——以太虚和星云的“人间佛教”思想为例》的论文。她指出，“人间佛教”能够与佛教中国化进程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得以打通，并基于慈善、教育、文化、家庭、生死、职业等，最终构建出以佛教信仰为基础，并超越佛教信仰的社会意义，实现从佛教信仰者-现代个体、从佛教信仰共同体-道德责任共同体的现代转型，正是太虚大师和星云大师“人间佛教”思想中最为核心的宗教中国化内容与相通点。“人间佛教”既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表达，亦是佛教中国化变迁与实践的动力机制，二者在现代性这一本质上是相通的，更是彼此推动的过程，既能将佛法深入人间，亦能在世俗中构建现代神圣或超人间性，都将有助于实现中国佛教发展的制度性创新、佛教工作事务的法治化、佛教信仰实践方式的现代化及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深度融合，对构建现代佛教组织及管理方式、促进现代人格与家庭神圣、责任伦理，满足大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乃至良好的社会心态、家国情怀等都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