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中国化”，包含了佛教中国化的命题。政治认同是佛教坚持中国化的前提，主要反映在政教关系方面。政教关系是世界宗教史上的重要内容，也是调整世俗社会与出世宗教关系的主要方式之一。将宗教教职人员纳入政府体制下进行管理，这是中国政府根据中国社会实际情况而做出的创造，对中国政教关系的定位起到保障作用，影响了后来千余年的佛教发展。

佛教从进入中国那一刻开始，就与中国政治发生密切互动关系。东晋道安法师提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③的主张，明确宣称佛法要依靠世法才能传布。后秦译经大师鸠摩罗什在凉州被阻，进不了内地，只好替统治者算命。北魏法果法师每言太祖拓跋硅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又对人说：“能鸿(弘)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④将统治者看作是佛(如来)，这是对神权与皇权作了统一的调适，也是佛教“烦恼即菩提”理论的灵活运用。

作为佛教中国化的前提，政治认同对于佛教界在中国佛教土壤中生存尤其重要。东晋道安法师说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早就阐明了中国佛教界要自觉努力地主动与政府对接，与政府保持高度的一致，发挥自己的正能量。历代大多数佛教界人士都主张佛教可以与国家政治保持一致，可以为国家的安定与民族团结做出应有贡献。太虚大师特别注意到佛教和政治体制之间的适应关系，认为佛教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都要进行不同形式的适应，具体地说，就是“但佛法之流行于世间，以众生世界为依止，故往往因时、因地、因人而不同。今中国之政教，既有时代之变迁，而佛教亦应随之而一变其往时之习惯，始能适应社会而生存发达”。^⑤在这个思维下，中国佛教界一直自觉地将自己的命运与国运和民族的未来紧紧地绑在一起，每逢国家利益和民族命运受到威胁的时候，佛教徒都要主动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以实际行动来捍卫国家与民族。例如，明代少林寺组成僧兵，击退进犯的倭寇，保卫海疆平安。当代抗日战争爆发，中国佛教界积极投入到挽救国家危机的正义斗争，太虚大师号召全国佛教徒，“一、恳切修持佛法，以祈祷侵略国止息凶暴，克保人类平和。二、于政府统一指挥之下，准备奋勇护国。三、练习后防工作，如救护伤兵、收容难民、掩埋死亡、维持秩序、灌输民众防空防毒等战时常识诸项，各各随宜，尽力为要!”^⑥上海“八一三”抗击日本侵略的战斗打响，佛教界明确提出：“凡是中国人，当然爱中国，所以中国佛教徒，不论僧俗，都爱中国。”^⑦中国开始进入全面抗战阶段，僧人指出：“时至今日，多难兴邦，中国国民已能深知自己民族的本身之最后危险，故今日中国不仅政治上统一，一切都要统一化，最可宝贵者，为各界同胞之精神上的统一，故今日中国政府之巩固与权威，乃空前之所不能有，此皆全国国民心理统一之所铸成也。”^⑧许多僧人已经看出，日本侵略中国，是“按其有预定之步骤，施其有组织之计划，意图鲸吞华北，进而蚕食东南。实行其大陆政策，完成其整个侵略，其心可诛，其肉可食。榆关既陷，平津危殆，民族存亡，系于一发。凡我中华民族，应奋起而执戈或杀身以成仁，或舍生而取义，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保领土，此其时也”。^⑨为了国土的完整，在民族危亡之际，佛教提出：“我们现在有个口号：‘汉贼不两立!’‘汉’就是我们中国，‘贼’就是日本，这口号的意思，就是说中国与日本永远万世子孙都不能站在一起的。因为日本在近百年来，压逼我中国、逼害我同胞的事件太多了，我们中国人民蒙受的奇耻大辱太深了，这种仇恨，永远不会忘失......”^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