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作为祖庭的佛寺真的会有非凡的祥瑞围绕其上，但一个佛寺之所以会成为祖庭，根本上不是因为祥瑞，而是有人在其中弘扬佛法。现在很多祖庭都在落实政策而恢复修建起来，但祖庭并非是建起来的，而是做出来的。当年智者大师（538—597）从“南朝四百八十寺”的繁华金陵（今南京）来到荒凉的浙江天台山，开始的时候就是搭个茅棚，一个人在那里苦修经营，“勇于求法而贫于资供，切柏为香柏尽则继之以栗，卷帘进月月没则燎之以松”，就这样慢慢地做慢慢地做，最终做出了天台宗的祖庭孔，这正应了孔子所说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我们都知道，祖庭是体现佛教之道的地方，而这佛教之道，显然是要人去弘的，作为建筑物的祖庭是不会自己弘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祖庭中的人比祖庭本身更为重要。关于这“人”，香港当代思想家、法住学会创办人霍韬晦先生在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关于的“立人”与“立国”的关系时认为，“人是‘国’中的一个个细胞，国能立，不在于疆界多么牢固，制度多么可靠，在于每个国民能够安顿其内心，提升其涵养，能够与他人和谐相处，相濡以沫，国学的价值在此。”国之关键在人，同样地，祖庭的关键也在人。然而，现在有很多祖庭，纯粹就是文物局管的一堆建筑文物或旅游局管的一座富丽堂皇的“空巢”寺院，里面什么人什么道什么法也没有，让人扼腕叹息唏嘘不已甚至令人生厌。总之，历史上曾经辉煌的祖庭，如果现在没有人在那里弘扬佛法，那么也会祖将不祖庭将不庭；相反，现在即使不是祖庭的佛寺，如果有人在那里弘扬佛法，那也可以发挥祖庭的作用，并且日后称为新的祖庭亦未可知。虽然历史上的祖庭是有号召力的，但这种号召力是需要有人去落实才能真正成就祖庭的当代伟业，如若不然，那祖庭就是一片草木瓦石而已。相反，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佛寺，即使不是祖庭，也可以通过“人能弘道”的经营而成就与祖庭比肩的伟业，这就是所谓的“祖庭是做出来的，而不是建起来的”具体含义。那么如何来“做祖庭”呢？

环顾四周，很多“是祖庭”但却不“做祖庭”，很多不“是祖庭”但却在“做祖庭”。所谓“做祖庭”，就是要人来做，而这人不是光在佛寺中做个方丈住持然后早课晚课迎来送往处理些日常法务了事，那是“坐祖庭”而不是“做祖庭”。“做祖庭”是要有佛教文化方面之担当的，比如净慧法师（1933—2013）之创立“生活禅”运动即这样的担当。一定要有像净慧法师那样的文化担当才能称得上是在“做祖庭”，尽管不一定就要做得像净慧法师那么大，毕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因缘。净慧法师在河北赵州柏林寺和湖北黄梅四祖寺所做的一切就是在“做祖庭”。总之，“做祖庭”除了要有宗教的经营更要有文化的担当，没有这种文化担当，“是祖庭”也会变成不“是祖庭”；相反如果有这种文化担当，那么不“是祖庭”也会变成“是祖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祖庭乃是“做成”的而不是“建成”的。净慧法师以“生活禅”来“做祖庭”，我们已经比较熟悉了，下面话赶话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做祖庭”的案例，这就是湖南南岳广济寺的宗显法师以“禅意人生”来“做祖庭”。

国内有很多广济寺，最著名的莫过于北京广济寺，它是中国佛教协会的驻地。山西、安徽、辽宁、天津、湖南等省也都有广济寺。我们这里要说的广济寺乃是位于湖南衡山紫盖锋与祝融峰之间峡谷平地上的那个南岳广济寺。据《南岳志》记载，南岳广济寺“是明朝神宗万历二十五年（公元一五九七年）开始建造的。创建人是明代一个有名僧人，名叫无碍和尚。这无碍和尚原在南如寺为僧，他从河南信阳来南岳出家修行，三十余年来，口啖苦菜，不食五谷。他在承受了豆儿佛和尚的衣钵后，来到祝融峰上的狮子岩打坐，一天，忽然看见毗卢洞有一尊古佛放射出五彩的华光，他就在那里盖了一座茅庵，住了下来，后来创建寺院。不久，寺院倒毁。到了顺治十五年（公元一六五八年），无碍和尚的弟子竺庵和尚应南岳名士豪绅的邀请，于是从江西返回南岳，重新结茅庵于祖塔下，于是‘法鼓声腾，名山为之一振’。他取佛法广济众生之意，将寺名改为广济寺，并于己亥（公元一六五九年）年秋，伐木造殿。后来竺庵和尚的弟子龙山和尚和智犁和尚又筹资兴建，断断续续经过五十九年，终于在清康熙五十七年（公元一七一八年）峻工。”这样一个佛寺，在中国应该俯拾皆是，也算不上什么祖庭，要说是祖庭，那也是一个祖师祖庭，而且还应该是准准祖师祖庭，因为无论是该寺的创建者无碍和尚还是后来的重修者竺庵和尚及其弟子龙山和尚和智犁和尚都是在中国佛教史上生平无所考的人，只是在作为地方志的《南岳志》上提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