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观音学具有研究对象的神圣性，在近代以来中国佛教的去神圣化趋势中，这一佛教学科有利于继续保持、涵养和提升佛教固有的超越性和神圣性，这既可以应对佛教神奇魅力不断遭到消解的危机，也可以弥补学术界在信仰性佛教文化研究方面的缺失，同时也为现代佛教教育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仰资源。

观音学以研究观音信仰为核心，而观音信仰以其流传最广、信众最多、信仰性最强等特征而成为佛教文化体系中最具神圣性的文化传统。近代以来，在全球宗教世俗化运动的过程中，中国佛教因为民族复兴的特别需要以及明清以来佛教的消极颓废而在去神圣化方面显得更加急迫，从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到现代盛行两岸的人间佛教，在一致祛魅与靠拢理性的潮流中，佛教的信仰性资源受到空前的淡化甚至排斥，在很多时候，关注现实的大乘佛教传统逐渐扭曲成附和现实的趋势，超理性的信仰因素逐渐演变成与现代理性的全面合流，于是佛教日趋成为与世俗社会其他团体无别的一种社会力量，佛教的信仰性与超越性日益消褪。深入观察，我们发现，西方的宗教世俗化主要是从政治、经济、教育、司法等领域去神圣化，建立一种政教分离的现代社会制度，而中国佛教的世俗化却是从佛教内部去神圣化，在努力推行政教分离原则的同时，也在消减乃至破除佛教自身的神圣性，贻害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佛教信仰的虔诚性越来越淡漠，这也成为当今中国佛教信众与中国基督教信众的重大区别之一，在某种程度上讲，这极大地伤及佛教的形象，降低了佛教的竞争力。

与此同时，与西方基督教极其发达的神学研究成果相比，佛教学术研究方面也一直忽视佛教的神圣性信仰，传统的重义学与现代的西方式哲学范畴研究都将佛教的神圣性信仰撇在一边，于是佛教哲学、宗派历史、佛教文学等方面的研究得到充分的重视，而菩萨信仰的研究遭遇冷落。从完整有机的佛教理论与实践体系来看，这种对神圣性信仰的忽视，就是对佛教信仰内核的忽视，就是对佛教完整性的忽视；而从完整的佛教传播史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对神圣性信仰的忽视也就是对与精英佛教同等重要的民众佛教的忽视，对佛教赖以生存的最深厚的民众基础的忽视。这种忽视既不利于把握佛教的有机整体，也不利于认识中国佛教史的全部真实。

其实，这种超理性的信仰一直是佛教吸引民众的最大魅力所在，佛教从古到今既依赖其思想的精微与深刻，也依赖这种超理性信仰的神奇与感召。即使在现代社会，只要看看寺院里面进香拜佛的热烈情景，就知道这种超理性的信仰依然具有多大的势力。对于这种信仰，既不应该熟视无睹，也不应该任其泛滥，更不应该否定排斥，而应该积极面对，全面研究，认真理解，充分尊重，并根据佛教的经典教义，恢复其原本的完整理论面貌与实践原则，引导这种信仰向更加厚重、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实现神圣性的升华，从而与佛教厚重的理性思想相呼应，促成信仰与哲理的完美结合，让佛教更加具有应对其他宗教竞争、应对现实社会需求的能力。

从宗教比较的角度来看，基督教主要依靠对神的信仰而获得信众，而佛教主要依靠对哲理的认可而获得信众。基督教的推广更强劲有力，而佛教的推广更厚重沉稳。但在目前的社会发展态势和文化背景下，如果继续忽视神圣性信仰资源，佛教在感召力与推动力方面就更与基督教相去甚远了。

现代理性应该关注超理性而不是排斥超理性。观音学作为一门学科，从理性的角度对观音的慈悲、智慧、神通等品格展开研究，对现实救难、来世接引、心灵升华、行善积福、解疑释惑等人类的现实需求展开研究，涉及到人性与神性、现世与来世、生存与死亡、理性与超理性、相对与绝对、自力与他力、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等一系列宗教学问题，不但有利于认识佛教的神圣性，再现佛教的神学体系，推动佛教的信仰建设，而且有利于完整理解佛教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台面（如人间佛教）与台下（如神性信仰）等不同层面，准确而全面地把握佛教的历史与现状，不断提升佛教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