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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时期高僧西行求法与朝廷信仰佛教

灵隐寺 2022-07-15 14:45:35

此时佛徒间更有一个西行求法的运动兴起,就中以法显的成就为最大。

法显常慨叹律藏的残缺,于东晋隆安三年(399),和同学慧景等四人从长安出发,往天竺寻求戒律,阅时十一年,经过三十余国,在中天竺巴连佛邑,获得《摩诃僧祇律》、《方等般泥洹经》等梵本,更泛海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停留了两年,又获得《弥沙塞律》、《长阿含》、《杂阿含》和《杂藏》的梵本。

然后,经南海回到青州长广郡界,更南来建康,就佛陀跋陀罗于道场寺,共同译出《大般泥洹经》六卷等,又自撰《佛游天竺记》一卷。和法显同时求法天竺的,有智严、宝云。

智严(358—437?)到罽宾,从佛大先咨受禅法,后请佛陀跋陀罗一同东归,晚年更泛海重到天竺,归途在罽宾逝世。

宝云(376—449)历游西域诸国,广学梵书,博通音训。在法显西行四年后入竺的,有智猛(?—453),于姚秦弘始六年(404)和昙纂等十五人,从长安出发,行经罽宾、迦维罗卫,到阿育王旧都华氏城(即巴连弗邑),和法显一同在婆罗门罗阅宗家里获得《大般泥洹经》梵本。以上诸人回国后都曾翻译一些经典,留下著述,作出了不同程度的业绩。

东晋朝廷中奉佛的也很多。元帝(317—322)、明帝(323—325)都以宾友礼敬沙门,元帝又“造瓦官、龙宫二寺,度丹阳、建业千僧”;明帝也“造皇兴、道场二寺,集义学、名称百僧”(《辩正论》卷三)。习凿齿《与释道安书》中并说明帝“手画如来之容,口味三昧之旨”。

由于佛教收到崇尚,至咸康五年(339),庾冰辅政,代成帝诏令“沙门应尽敬王者”,尚书令何充等以为不应尽敬,使礼官详议,主张不一,往复三次不能决,于是搁置。后来隆安中(397—401),太尉桓玄又重申庾冰之议,慧远便著《沙门不敬王者论》五篇,其时朝贵亦致力宏护。建康的佛教,乃盛极一时。又东晋初期,名流相继避世江东,玄风也跟着南渡,从而长于清谈的义学名僧竺潜、支遁都为时人所重。

竺潜(又作竺道潜,286—374),于《法华》、《大品》有深入的了解,永嘉初(307顷)渡江,为元、明二帝及丞相王导、太尉庾亮所尊重,后来隐居剡山三十余年,宣讲《方等》及老庄。哀帝时,应召重到建康,于宫内讲《般若》。他的学说,世称为“本无”义。

支遁(314—366)研钻《道行》、《慧印》等经,出家后,在吴(今江苏吴县)立支山寺,后又入剡,住在卬山,晚年又到石城山(今浙江绍兴县东北)立栖光寺,游心禅苑。撰有《庄子内篇注》、《即色游玄论》等。哀帝时也召他到建康东安寺讲《道行般若》。他的学说,世称为“即色”义。当时名流郄超、孙绰、王羲之等都和他交游。他晚年在山阴讲《维摩经》时,许询为都讲。又当时名流的撰述,现存的有孙绰的《喻道论》载《弘明集》卷三),郄超的《奉法要》载《弘明集》卷十三)等。

  责任编辑:隆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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