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什当时译经，仍然承袭着汉魏以来的风气，在译经的同时即行宣讲。僧肇等人在协助罗什译经的同时也就从之受学，听罗什讲解经文。有时还把罗什的讲解加以整理，作为译出经典的注释。例如僧肇在罗什重译《维摩经》以后作有《维摩经注》，收集了罗什的讲说，也根据自己听讲后的理解与体会为经作了注。僧肇跟随罗什多年，时时咨禀，所悟甚多，对罗什所传的般若三论之学领会极深，并有独到的体会。他深感当时中国佛教界对般若性空学说理解得不准确，有些佛教论著甚至“文义舛杂”“时有乖谬”，因而就著论发表自己的见解。

他在批判总结当时玄学化的般若学各派学说的基础上，系统阐发从罗什那里学来的中观般若思想，写下了一系列在中国佛教史乃至整个中国思想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论文。其代表作即为《肇论》所收录的几篇佛学专论。

由于僧肇思想深邃，文辞优美，在阐发佛理时大量融合吸收了传统思想，特别是当时盛行的老庄玄学的思想与方法，因而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高度的评价。

僧肇在协助罗什重新译出《大品般若经》之后，把自己在译经过程中听讲的体会写成《般若无知论》，约二千余言，呈给罗什。罗什读后称善，并对僧肇说：“吾解不谢子，辞当相挹。”即在充分肯定僧肇对般若理解的同时，还谦虚地认为自己的文辞不如僧肇。当时年届六十的罗什已是蜚声中外的佛学大师，而僧肇还只是才满二十岁的年轻人。从罗什的话语中可以看到僧肇的少年才气以及罗什对他的高度赞赏。

不久以后，与僧肇同在罗什门下受学的名僧竺道生南下路过庐山时，将僧肇的《般若无知论》带给了庐山隐士刘遗民，刘遗民对此论也大为欣赏，赞叹地说：“不意方袍，复有平叔。”想不到僧人中间又出了一位何晏！这是把僧肇与玄学的开山人物之一何晏相提并论。刘遗民又把文章送给了慧远，“远乃抚几叹曰：‘未尝有也。’”当时南方佛教界的领袖慧远对僧肇的文章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此后，刘遗民还专门与僧肇书信往来，共同探讨般若大义。刘遗民在给僧肇的信中称“《般若无知论》才运清俊，旨中沉允，推步圣文，婉然有归”，自己“披味殷勤，不能释手”。同时，刘遗民又将自己读《论》所存有的疑问提示来向僧肇请教。僧肇在复信中对刘遗民提出的疑问认真地作了详细的解答。《肇论》中现在保存的《答刘遗民书》成为研究僧肇的重要思想资料。

不久，僧肇又先后写成《不真空论》和《物不迁论》等发挥般若性空之义的重要佛学论文，都得到了罗什的高度评价。东晋义熙九年（公元四一三年），罗什寂于长安。为纪念罗什大师，僧肇乃著《涅槃无名论》。论成之后，上表于后秦主姚兴。姚兴读《涅槃无名论》后，大加赞赏，“答旨殷勤，备加赞述。即敕令缮写，班诸子侄”。

罗什谢世的第二年，即东晋义熙十年（公元四一四年)，僧肇亦卒于长安。《高僧传·僧肇传》中有“春秋三十有一矣”的记载，由此可推知，僧肇的生卒年为公元三八四至四一四年。但日本学者对此曾提出过不同的意见，认为根据僧肇的学业情况和跟随罗什的经历，僧肇的年龄可能是四十一岁，只是由于以前四十写为“册”，在传抄过程中少写了一竖而误写成了“卅”。此说虽似难以苟同，但对僧肇的年龄提出怀疑则是有一定道理的。

僧传上说僧肇精通内外之学，“及在冠年，而名振关辅”，此后便是千里之外有人来找他辩论，他自己又千里迢迢奔赴姑臧从罗什受学，然后再在公元四O一年随罗什回到长安（罗至长安的时间是确定的，各种资料的记载均同)，如果按僧肇生于公元三八四年来推算，僧肇随罗什回到长安时也才虚岁十八岁，仍然未及冠年，这其中显然是有问题的。因此，关于僧肇的年龄和经历，还有进一步研究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