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幢寺是古代广州唯一设有经坊的寺院，其刻书100多种，时称“海幢书”。海幢寺经坊建于清康熙年间，由住持今无阿字和尚创办，其《募化印经坊》云：“诸佛甚深义，影落于文句。从文生妙解，斯则谓之经。砍伐诸梨枣，以寿于世间。不离世间觉，实从文句得。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诸经布香筵，闻时当以眼。大噱獲骊珠，六根住往返。功德无边际，布施不可及。信从此经出，当先盖覆著。”在阿字和尚眼里，只有开办经坊，编辑印刷成书，才能将深邃的经典保存永久，乃至推广流行。经坊建在大殿之左、云水堂之前，其正房坐东朝西，房前一院落，南北两侧为廂房，正房门外有“重来结集”的匾额，意思是佛教经典和高僧诗文在这里得到汇编成册，印刷成书，广泛流通，海幢寺经坊又称为“重来结集轩”。

海幢寺刻书以佛经为主，如《华严宝镜》《首楞严经》等，都是佛教的经典。据不完全统计，海幢寺刻书，清初及康熙15种、雍正5种、乾隆30种、嘉庆22种、道光10种、同治1种、光绪6种，其中有惠能《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德清《大学纲目决疑》、道独《长庆语录》、函可《千山诗集》、函昰《天然和尚梅花诗》、阿字《海幢阿字无禅师语录》、古云《古月集》、契生《慧海小草》、传晟《首楞严经集注》、纯谦《片云行草》、宝筏《莲西诗存》等岭南僧人著述。

古时候刻书并非易事，出版费用往往靠集资，如《古月集》书后有一份长长的捐款人名单，从海幢寺方丈乐说和尚到各善信共有112位。经坊主要贮存本寺版片和图书，其他寺庙或民间也有将版片放在经坊保存，如《罗浮山志会编》《万法归心录》皆为外来书版。《悦城龙母庙志》一书的牌记则云：“羊城学院前艺芳斋刊印、将来版存海幢寺经坊”。经坊的雕刻书版业务交由书坊负责，曾为海幢寺雕版的书坊有聚贤堂、合璧斋、曹广文堂等，它们都是广州城内双门底、西湖街（今北京路一带）的书坊。经坊的版片一直保存到民国年间。

古时候广州城面积很小，其范围大概是东至大东门（今越秀中路）、西到西门口、南到珠江边（今沿江路）、北至越秀山。这是古代广州的核心，官府衙门都在这里，一向为外国人禁足之地。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朝廷宣布开海贸易，广州由此成为对外开放口岸之一。七十三年后，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广州成为清朝唯一对外贸易口岸，外国商船蜂拥而至，美国商人说：“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比公司船队集结在黄埔的那种景象更加好看的了！”外国人，无论是外商，抑或传教士来到广州，不得入城，他们的活动起初只能在夷馆一带。后来洋人上奏两广总督请求扩大活动范围，理由是我们喜欢走路，但现在既不能入城，又不能到野外活动，这样下去会生病的。为此，两广总督批示：每月初三、十八两天，派人带送夷人到海幢寺、陈家花园，听其游散，以示体恤。这项规定一直到道光年间，美国人亨特记载说，当时每月出游时间比过去多了一天，可以到花园和河南寺游玩，但每次不得超过十人，游毕必须返回商馆，不得在外过夜或聚众滥饮。

从那时起海幢寺便成了外国人喜欢去的地方，游览时他们对经坊颇感兴趣，亨特说：“它（海幢寺）拥有一个内容充实的图书馆和一个印刷作坊。在那里，教义被刻在木版上，木版不断地印出书来，用来赠阅或出售。”1887年，英国人格雷描述海幢寺经坊：“书局为本寺以及其他寺院印刷经书，主要是佛教典籍。中国人被认为是印刷术的发明者，因此我们以为到这个地方一游肯定会非常愉快。但事实上，这趟旅程既谈不上愉快也不能说失望。书局的一间屋子里有许多木架，每个木架上都精心摆放着几百片雕版。印刷工序十分简单，我可以简单描述一下。在浮雕着中国字的木板上，用一把刷子蘸上墨水轻轻一刷，由于字是凸出的，所以就只有字而非全部木板沾了墨。在这些沾了墨的雕版上铺上一张纸，用一个以椰子纤维做的工具扫压一下，纸上便有了数行清晰的文字。”

除外商之外，海幢寺经坊及其刻书还引起了传教士的关注。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海幢寺游览时，最令他感兴趣的地方是经坊，经坊的运作以及将印好的书籍出售或分发的信众的情形给予马氏很大的启发，他不但想得到一套雕版印刷工具，还亲自学习版刻技术。同年12月，马礼逊向伦敦会报告说，他在中国政府的禁令之下“偷偷地取得”了四五百本中国书籍。在广州，马礼逊发现不少人捐助寺庙出版图书，他说：“中国人有一个习惯，如果他们注意到上天给他们的一些恩赐，就会印书并把书放在附近的寺院赠人。”1824年3月，马礼逊回伦敦述职，在离华之前他向商馆表示，计划将包括海幢寺图书在内的古籍带回英国，并建议将这批藏书作为礼物提供给当时的牛津或剑桥大学，条件是设立一个中国语言教授的席位，以指导为着宗教的目的，或其他目的愿意学习中文的人。最终马氏如愿以偿，他带去的古籍至今仍收藏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其中80多种为海幢寺图书。
除此之外，现时德国、美国、澳大利亚、法国、日本等地图书馆都藏有海幢寺刻印的图书，它们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一种特殊文献和文物。

文：林子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