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信息

作者：喻春勇

收录于：《普陀学刊》第十三辑，第180—196页。

内容简介

格义作为中国佛教史上一种特殊的解经方式之一，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曾发挥过应有的作用。因此本文作者基于民族融合的视域，对于魏晋时期的格义与佛教中国化的关系进行了论述。

作者的文章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对于格义的名义及其渊源进行了阐释，指出“格义”一词最早见于梁代慧皎所撰《高僧传·竺法雅传》，其含义为用佛教名相术语的“事数”与“外书”的名词概念来进行比配、训释，从而达到“生解”佛法本义的一种方法，并由此形成固定解释的范本或规范；作者参考汤用彤的观点，认为在汉末魏初之际华夏民族已使用了格义的方法去解释佛经，至东晋竺法雅、康法朗将其进行系统性与固定性的规范，并进行了更大范围的推广。其次，对于格义的方式进行了分类，指出格义可以分为翻译时对名相术语的比配、讲肆及注疏过程中对名词概念及思想的解释和类比，以及道安之后从形式转到目的上的新格义三种。最后，对于格义对于胡汉佛教、民族融合的作用进行了论述，指出格义不仅是佛教在传译及解经过程中的一种方法，也是佛教中国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更是两种民族文化得以融合的方法；早期中国佛教在不同时期对“格义”态度的转变，是佛教从胡人佛教向汉人佛教不断中国化的具体表现，直接体现了两种民族文化融合的程度；通过格义的方式，使得作为异域文化的佛教得以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并逐渐成长为适应华夏文明的独立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