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华传教授在《中国佛教制度及其演变——以僧制为中心》一文中将中国佛教制度归纳为三种，即佛制、王制和僧制。佛制即是佛陀制定的戒律，规范和约束四众弟子在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僧制是指在中国佛教僧团中，于戒律之外，由祖师大德所制定的丛林管理制度，以禅宗清规为代表；王制是指在古代以皇帝为代表的国家制定的管理佛教事务的相关制度，如僧官制度、度牒制度、僧籍制度等等。

此三制制定者的身份虽然各不相同，但它们确共同地对僧众起着约束作用，这不仅可以从现有的佛教制度中看到，在古代的丛林清规中就已有端倪。在《敕修百丈清规》中记载了《古清规》对僧人出行凭证的要求：“圣节启散，《古规》所载，堂僧堂司给由，暂到客司给由，随身照证。盖往时，僧道岁一供帐，纳免丁钱，官给由为凭。故游方道具，度牒之外，有每岁免丁由，有何处坐夏由，有启散圣节由，以备征诘，各亦畏慎。今虽不用，存其事以见古也。”  这里的每岁免丁由、何处坐夏由、启散圣节由，充分地体现了三制对中国僧团的共同管理，也是本文要讨论的主题。

由，就是凭由、公凭，“谓叙其事因也”  ，《论语》中讲：“观其所由。”  由即是指来源，整个行动的经过。张籍内宴诗云：“共喜拜恩侵夜出，金吾不敢问行由。”可知由指代来历。 

宋代契嵩和尚所著的《镡津文集》中记载了他给仁宗皇帝上万言书中的一段话：“其徒苟欲求师访道千里之远，有司不以凭由而阻之，使人无迫戚之心往来裕如也。然凭由之制本用防恶，及其小吏侮之而返更防善。此又在百执事而宜深察之。”  这是契嵩和尚向仁宗皇帝申诉有司不给凭由而阻扰佛徒行脚求师访道，认为凭由制度本是用来防恶的，若小吏侮之，则反而防善。从这里可以看出凭由是出家人出门求师访道的重要凭证，对僧人非常的重要。在南宋的《庆元条法事类》卷五十一中记载到：“诸僧道行游，无公凭者，杖一百，还俗。” 

现将《敕修百丈清规》记载《古清规》中的三种“由”分别论述如下：

第一、免丁由，《敕修百丈清规》中载“僧道岁一供帐，纳免丁钱。官给由为凭。”就是“僧人免民丁役，故纳钱于官所，官收钱，了与凭文，此为免丁由。”《佛祖统纪》卷四十七记载：“（宋高宗绍兴）十五年，勅天下僧道始令纳丁钱，自十千至一千三百，凡九等，谓之清闲钱。年六十已上，及残疾者，听免纳。” 

第二、坐夏由，就是“行脚僧在某寺过夏者，本寺给由文。”  即《敕修百丈清规》中的“何处坐夏由”，寺院对于僧人安居结夏给出的凭证。在《禪林象器箋》卷二十九中记载了《瑩山清規》中关于坐夏由的样式：
七月十八日，起单诸人，就维那寮，可请免丁抄小牓头，式云：(某年 夏中)免丁抄 (某甲 上座)(能州洞谷安居)
忠曰：优免丁役，是朝省勾当，僧家何得僭行之。盖洞谷所出于起单僧者，坐夏由耳。元不识免丁义，强为谬事，又抄与钞通，钱钞也免丁抄，即免丁钱也，又讹免丁由，益无义。 

这里的“忠曰”是指《禅林象器笺》的作者无着道忠，他对这里为什么写成“免丁抄”作出了解释，是因为讹误，这里真正指的是“坐夏由”。

第三、启散圣节由，根据《敕修百丈清规》所载，就是僧人于寺院参加皇帝圣节圆满之后，寺院客堂给出的证明参加圣节的凭证。在《禅林备用清规》中记载了启散圣节由的模板：

暂到一僧，某甲上座，今月几日，恭遇天寿节，已于本寺，启散讫，凭此为照者。年   月   日   某寺知客(某)押给。

通过对“三由”的了解，可以知道他们正好分别对应了“三制”。免丁由对应王制，是由官府颁布并实施，关注的是民生经济问题，是对出家人的特殊优待；坐夏由对应佛制，只有在佛制戒律里面才谈到结夏安居，由寺院维那代为颁发，关注的是出家修行问题，是否遵行佛制结夏安居；启散圣节由对应了僧制，通过法事活动表达对王权的遵行，并且是通过寺院客堂颁发，关注的是僧人的政治导向问题，是僧人对王权的依附于服从。这三种凭由虽然来自佛制、王制、僧制不同的出处，但他们都各自制定了影响、约束僧人行游的制度，在当时，僧人能否顺利出行参学，三种凭由缺一不可，这可以看做是三制对中国僧人共同管理的一个缩影。

“所谓存古以见其事” ，这三种凭由制度在元德辉禅师编撰《敕修百丈清规》时就已不再通行，但作者还把其列了出来，就是告诉后学有这样的一种制度，它不仅仅是有属于王制的免丁由，僧制的圣节启散由，还有属于佛制的坐夏由，并且三者合一来约束僧人的行游。

其中坐夏由就很有意思，佛制戒律是属于自律型制度，僧人坐夏与否也是属于个人行为，并不影响其他人。这一时期把僧人坐夏与否上升到决定其能否顺利行游的一个关卡，可以看出当时对僧人戒律的行持有一定的世俗性要求。僧人持戒圆满与否，已不单单是自己修行清净的问题，还要护念俗人对出家人的神圣性要求，维护僧团的清净庄严。

在中国佛教当中，三制对僧众的管理深入而全面，这从早期的“三由”制度中就可以看出，它是三制对中国僧团共同管理所产生的结果。佛制、王制、僧制间相互配合紧密联系，共同形成了属于中国化的佛教管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