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20日上午，上海玉佛禅寺觉群人生讲坛特邀清华大学哲学系圣凯教授，以《明清佛教在唐宋转型与现代转型“之间”》为题，为大众梳理了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历史发展脉络，并重点讲述了明清时期佛教所呈现出的特点。
首先，圣凯教授对“佛教中国化”这一背景进行了重新思考。他总结了佛教从传入中国到其后的发展，呈现以下四个特点：
一、“弱组织”的文化传播方式。佛教进入中国，并不是有组织地、成规模地展开的，而是通过僧人的个体、自愿活动来完成的。“零散”的特质，决定了佛教对中国最大的影响在于它提供了一套观念与价值体系，而非提供了某种制度模式和生活方式。
二、原创性的文化融合。佛教传入后，与儒家、道教虽然出现了出家与孝道等方面的冲突，但中国佛教原创性的经典解释与理论创新，化解了三教之间的伦理冲突，推动了三教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融合。
三、精英与大众共同创造的文化实践。绵延千年的“佛教中国化”并非单纯是佛教界、文化界精英知识分子的创造，而是“中国佛教有缘人”的共同创造。
四、世界性与地方性融合一体。中国佛教作为“佛教中国化”的成果，既是域外文明的本土转型，又以中国为中心向东亚和东南亚等地传播。
中国化佛教历史分期新视角
圣凯教授在讲座中，为大众梳理了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脉络。学界有一种观点是以印度佛教的视角，认为从最初传入到唐代，对印度佛教的翻译、阐释更加丰富与完整，佛教进入“黄金时代”，其后由于传入的“断裂”而产生“宋代佛教衰败论”。
对此，圣凯教授尝试以中国文化为视角，以汉传佛教史和儒释道三教关系为脉络，以王朝更替和佛教重大事件为分水岭，建立中国化佛教史的新分期，为理解佛教中国化提供一种新视角。
“宋代佛教衰败论”的偏见
与唐宋佛教的转型
在反思“宋代佛教衰败论”时，圣凯教授引用格里高利和高泽民主编的《宋代佛教》导言部分，分析这种观点主要是由三种不公正因素造成的偏见。
其一是宋代佛教尤其禅宗灯史写作时妄自菲薄，神化唐代祖师。其二是日本佛教出于宗派的或民族主义的偏见，对唐代无以复加的崇拜后，到了宋代特别是南宋，许多日本高僧认为当时的日本才是佛教中心，近现代中国佛教史的写作深受此观念影响。其三是受儒家传统成见的影响，宋明理学认为佛教衰朽，其塑造的“愚夫愚妇的佛教”的观念影响了人们对宋代佛教的认知。
因此，圣凯教授强调了“唐宋佛教转型”的特征：佛教中心从北方向南方转变，禅宗广泛传播，“禅宗遍天下”的局面；心性论成为儒释道思想的契合点，成为三教合一的基础；佛教界内部，宗派间的融合大于差异，尤其是“禅净合一”“唯心净土”成为佛教界的共识与修道论的融合点；丛林清规更加完善与细致，促进了唐宋佛教丛林生活的礼仪化；佛教的社会支持力量，从王权政治、贵族阶层转向地方社会，这一时期的佛教开始出现平民化的倾向。
因此，“唐宋佛教转型”本质上是佛教在南方的崛起，禅宗和天台宗获得很好的发展。
元明清佛教的“民俗化”
南宋至清中叶，是中国化佛教的融合停滞期。这一分期将北宋佛教与南宋佛教分开，呈现出“宋元变革”的视角。圣凯教授认为，一方面南宋佛教继承北宋佛教的脉络，如重视华严宗和唯识宗，但另一方面，随着元代的统一，以禅宗为中心的南方佛教则影响和统一了北方佛教，真正实现了中国化佛教的融合与统一。虽然元朝时，寺院与僧尼的数量曾经很多，但佛教教义的创新、思想的影响力，在南宋以后很难有真正的建树。
尤其是明至清中叶，佛教进入停滞发展期。明代对禅、讲、教寺的分类所形成的影响较大，教寺以经忏为主，其社会功能从“治心”变为“荐亡”，意味着元明清佛教的民俗化，从“生活佛教”转变成“度亡佛教”。
到了晚清民国时代，佛教又面临着太平天国、庙产兴学和军阀混战的外部压力，在“西学东渐”“革命救国”等思潮影响下，以太虚大师为首的近代佛教界提出“人间佛教”，提倡中国化佛教的现代转型。
明清佛教的特点
处在“唐宋转型”与“现代转型”之间，明清佛教也有其不可忽视之处，圣凯教授总结了以下几点。
这一时期最大特点是经忏佛事的发达与汉地“佛教四大名山”的出现。四大名山代表了中国作为东亚佛教信仰中心的形成，其背后是印度佛教的衰落，当时中国已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 。
正如赵朴初居士所指出的那样，明清时代中国佛教的三大语系形成，“圆融无碍，团结一体的，只有中国才有，这就是‘中国佛教’。中国佛教是一个大家庭，尽管三大语系的流传时间有先后之别，但都是中国佛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南宋元明时期佛教是“汉文化圈”中最活跃的传播媒介，元代的一山一宁、明代的隐元东渡日本等，促进了中华文化的思想、制度、文学与生活方式在亚洲的传播。
明清佛教时代，在僧团内部聚焦于佛教团体发展、禅悟、法脉、复兴等问题的争议和辩论（僧诤），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佛教的内部活力。
同时也不能回避的现象是，在思想哲学层面，随着宋明理学、心学的出现，佛教哲学思考和理论阐释能力下降，除了南宋时代的智圆、契嵩、宗杲，晚明的袾宏、蕅益、德清等高僧外，很少出现思想创新、有影响力的佛教思想家。
嘉宾与谈
在主题讲述结束后，本次人生讲坛还设置了与谈环节。复旦大学宗教学系、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上海宗教学会副会长李天纲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国地理学会理事张伟然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博导朱刚教授与圣凯教授进行现场讨论，并与台下大众互动。
李天纲 教授
张伟然 教授
朱刚 教授
三位来自复旦的教授分别从历史地理、社会生活和文学创作等角度，探讨了佛教对中国人世俗生活和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例如在唐代的坊里制下，寺院是一个属于大众公共空间，许多文化民俗活动都在这里进行，同时发挥着重要的慈善救济功能。对明清通俗文学小说也有极大的影响，例如《西游记》《红楼梦》都透露出浓厚的佛教思想底色，甚至《水浒传》里鲁智深的证果圆寂等情节也体现了作者在佛教文化上的理解。
圣凯教授还在现场分享了他与玉佛禅寺的弘法因缘，20多年前他就曾担任玉佛禅寺“觉群学院”的教务长，并参与“觉群系列小丛书”的撰写等等。
最后，对于现场大众的踊跃提问，圣凯教授予以了专业生动的讲述与直率坦诚的分享，现场大众频频以热烈的掌声表达心中的感恩与赞叹。
明清佛教社会生活史专题工作坊
此次觉群人生讲坛圆满结束后，圣凯教授与专家学者们继续就明清佛教研究进行了深入探讨。4月21日，“明清佛教社会生活史专题工作坊”在上海玉佛禅寺觉群楼顺利举行。
本次活动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上海玉佛禅寺觉群人间佛教研究中心主办。清华大学哲学系圣凯教授、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王启元副研究员召集展开，佛教史研究领域的众多专家学者参与了会议。
工作坊在圣凯教授的致辞中拉开帷幕，随后王兴教授和陈帅教授分别对明清佛教感应录的叙事转型和汉传因明史进行了深入讲解和分析，展现了他们在佛教文献研究上的重大突破。
第二场报告由南京师范大学杨剑霄教授主持，探讨了华严与禅宗之间的关系及成佛之戏议题。下午的两场会议由湖南大学陈帅和南京大学胡永辉教授主持，首先由雷天宇、李伟、杨遇青三位教授分别就“‘肉身观音’传说”、“岭南山地佛教寺产”和“三峰之禅”等学术话题进行了论述，接着，杨奇霖、王启元两位学者分享了清朝与青海和硕特蒙古政教互动以及晚明佛教相关历史文献。
最后，学者们就相关议题进行了精彩的点评和深刻的圆桌讨论，为明清佛教社会生活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洞见，加深了与会者对明清佛教史的理解。
编辑 | 慧丁
摄影 | 熙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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