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瑛大师
在中国近现代
涌现出了一大批爱国爱教的高僧大德
除了被大家所熟知的
太虚大师、虚云大师
巨赞法师、弘一法师
还有一位大德值得被纪念
他就是
圆瑛大师
虽然他的头衔很多
身上也有很多个“第一”
但我们可以用四句话记住他：
爱国爱教的楷模
佛教中国化的推动者
救苦济贫的慈悲者
传灯弘法的人天师表
世上有几人，堪为“大师”？
在被算命大师、流浪大师、非遗大师所垄断的“伪大师”文化暗流下，人们乐于自诩为“大师”，也乐于被某网络活动推选为“大师”。
而那些德才兼备、享有盛誉，却又舍名弃誉的科学家、慈善者、学者、劳模，却从不被流量宠爱，除非他们突然辞世。
佛教自古出大师，因佛陀有十种名号，其一为“天人师”，所以后世也用大师来尊称佛教出家人。佛陀悲智圆满，福慧具足，堪为一切众生的导师，而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也有无数爱国爱教、才高行厚的高僧大德，他们同样堪为人天师表。
圆瑛法师，就是其中一位。
圆瑛，大师
圆瑛法师，俗名吴亨春，法名宏悟，别号韬光，1878年生于古田县平湖乡端上村农家。19岁时，法师至福州鼓山涌泉寺拜增西上人为师。经过数年的禅学研修后，1909年，他接任浙江鄞县接待寺住持，返涌泉寺开讲《护法论》，在禅林中崭露头角。1914年后，法师精研永明、莲池大师的大量著述，接受净土宗思想，自此禅、净兼修。
此后，他辗转各大名山，演教弘法，足迹遍及海内外。他提倡的“大慈悲、大无畏、大无我”精神，对东南亚和台港澳的佛教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1928年，他被推为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力倡佛教界“自食、自养、兼利社会”，开办各种慈善福利事业。“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通过中国佛教会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同时致书日本佛教界，共同制止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
1934年秋，他在南京开讲《仁王护国般若经》，主张用佛教教义救人，救国，救世界。同时，他在上海修建圆明讲堂，作为从事讲学和著述的主要地点。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主持召开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徒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并成立佛教战时救护团且亲任团长。他还奔走于东南亚各地，在华侨中集巨款汇回国内支援抗日。
1939年9月初，他被日本宪兵逮捕。关押其间，法师始终坚持民族气节，绝食以示抗议。出狱后，法师返回圆明讲堂闭门谢客，专心著述，写下《发菩提心讲义》《劝修念佛法门》《弥陀经要解讲义》《楞严经讲义》等大量论著。他将这些经论与前期所写的《一吼堂诗集》《一吼堂文集》等著作，一并汇编成《圆瑛法汇》一书并刊行。
1945年，他创办圆明楞严专宗学院，培养了大批高级佛学人才。1953年5月，被推选为中国佛教协会首任会长。是年9月12日（农历八月十三）去世。
赵朴初曾在追悼圆瑛法师时，总结说：“圆瑛老法师一生功行中，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的爱国精神。”
今年正值圆瑛法师诞辰144周年，在6月举行的圆瑛法师与佛教中国化研讨交流纪念活动上，中国佛教协会曾发贺信，评赞圆瑛法师为“毕生致力于近现代中国佛教复兴事业，是近现代佛教中国化的奠基者与实践者，是近现代中国佛教界爱国爱教的旗帜与楷模”。
佛教之精神
初看圆瑛法师法相，就被他的坚定眼神和浩然正气所震慑。这在今天，叫做“气场强大，走路带风”。这样的人物，往往有着源源不断的内驱力，以及安身立命的精神宝藏。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师曾到南洋新加坡工商学校，为大众宣说《佛教之精神》。那个时期，法师一边向大众讲授佛教济世入世的精神，一边为兴建佛教慈善机构而募集资金。所到之处，“人怀踊跃之心，慨解仁囊”。
短短两千余字的开示，至今读来，仍有令人振聋发聩、醍醐灌顶之感。法师从三个方面，讨论了“佛教是积极的，不是消极；是救世的，不是厌世”。我们也可以通过其开示，生动地感受到他“强大气场”的内在原因。
1、佛陀出家
牺牲自己，利益群众
他首先讲了悉达多太子初发心，舍宫乐，弃王位的故事，告诉大家太子的离经叛道，并非为己。太子所发下的“四宏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完全是积极的、救世的，不可以其出家，遂谓为消极厌世”。
他认为太子的出家与修行，“在于牺牲个人，利益群众。待学成之后，将其所得学术，贡献世界，利乐众生。佛亦如是，岂可谓为消极厌世者乎？”
2、“佛”为觉悟者
欲正人心，惟弘佛法
梵语“佛陀”，华译“觉者”，是大觉悟之人，能觉悟一切诸法，无所不知，无所不识。
佛陀觉悟到什么呢？“茫茫世间，芸芸众生，无非业感。世界，乃众生同业所感，共同依止，同得受用。而众生，即个人别业所感，苦乐果报，各别不同。”
接着法师铿锵发问：“而今世界，是何世界？是不是人欲横流之世界，是不是争斗之世界？此种世界，皆由众生贪瞋痴慢嫉姤种种恶行造成。这种恶现象，人心日积日漓，世道愈趋愈下。我爱群爱国之同胞，无一不抱救世之思想。”
他认为一般人“以杀伐因，求和平果，断不能的。……果欲救正人心，惟有弘扬佛教。”如果人人都能修习“无我观”，人人都将“我执”打得破，贪等诸恶浊心，自然就能息灭。恶浊心灭，清净心生，将五浊恶世转变成清净世界，不是难事。
最后他再次反问：“世界众生，祛除心病，经历五时，循循善诱，自觉觉他，历久不倦，岂可谓非积极者乎？”
3、佛教宗旨，为慈悲利生
圆瑛法师讲到这里，把三界的真相——苦，以及佛菩萨“慈能与乐，悲能拔苦”的精神娓娓道来，“如来慈悲，视大地众生皆如一子，冤亲平等，一视同仁，不生分别……如来度生，若众生此世不受教，不得度，来世仍欲度之，必令离苦得乐方慰其心”。
甚至于“不独法施救护，倘若应以身命布施，而得救护者，亦欣然布施而救护之；又不独对同类之人如是，乃至异类之众生，无不如是”。可见，佛教的慈悲精神，并不局限在对熟人、好人、自己人或地球人这样的范畴，而是遍一切处，恒一切时。
他更以《大智度论》中鹿王救群鹿的故事，告诉听者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修菩萨道时，为劝诫国王减少杀生，宁舍一己身命，也要救护无量众生之命。
他最后反问：“消弭无量众生之杀业，佛教救护众生，乃至舍头目脑髓而不吝惜，岂可谓非积极救世者乎？”
法师期望的世道人心，应该是“汝也存慈悲之心，我也存慈悲之心，个个皆存慈悲之心”。如果大家都能存慈悲之心，那么“世界全无苦境，尽成乐观，岂不是不求和平而自得和平耶？”
说得容易，做到难！圆瑛法师又是如何践行慈悲的呢？
他最早在宁波倡办佛教孤儿院，后又重兴泉州开元寺并创办开元慈儿院。抗战期间，他还召集江浙沪佛教青年，成立僧侣救护队，被选为中国佛教灾区救护团团长。由于经费不足，他曾两次前往新加坡募集救国资金。从1937年11月到1939年6月，除一次短暂回国视察外，已逾花甲之年的圆瑛法师一直在南洋各地奔走，号召炎黄子孙共赴国难，引起极大反响。
原来，促成法师此次的新加坡之行，以及四处的巡讲开示，是为了创办开元慈儿院，是为了“代为孤儿请愿，筹集基金”。他竟还自愧不能与一切众生之乐，拔一切众生之苦，但愿能“对此少数至穷苦而无告之孤儿，应尽佛子之天职，与以教养之乐，拔其饥寒之苦”。
佛教到底是积极，还是消极，已无需多言。圆瑛法师的千里奔行，为众生请愿，不就是最好的答案吗！
圆瑛法师的“寄语”
在成都文殊院千佛和平塔外侧的“碑廊”里，就陈列着圆瑛法师的一副字。
上联：棒喝声中明祖意
下联：根尘队里见禅机
1935年，文殊院第十五代方丈禅安和尚，前往南京、上海参加中国佛教会全国代表大会。与会期间，他拜见了时任理事长的圆瑛法师。法师赞扬文殊院丛林宗风，以及禅安和尚护教利生的精神，因此为文殊院常住题写了此联。
整副字运笔有力，气韵生动，有心正笔正之感。而“棒喝”的禅宗应机之法，正契合了文殊院的临济宗风；于“根尘”中修行，处处皆为道场，是圆瑛法师对文殊院僧众的赞叹，也是寄语。
这两块拓印石碑，在文殊院碑廊已存放近40年。木质外框与防护玻璃，看起来虽有世远年陈之感，但这正是一代佛教高僧——圆瑛法师——爱国爱教、慈悲利民、毕生弘法的精神在文殊空林长久传承的印记。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刚过
很快又要迎来国庆节
我们生活在和平盛世
依然要忆苦思甜
明日农历八月十三
是圆瑛大师圆寂纪念日
让我们一起随学法师
爱国爱教的精神
追忆法师
为践行佛教利他精神而走过的
万千心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