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讯 观点 常识 故事 专题 视频

弘恩法师:论灵岩寺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推动力

来源:山东大灵岩寺 2022-03-21 10:39:14

帝王与灵岩寺

——论灵岩寺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推动力

文/弘恩法师

公元351年,僧朗大师初到灵岩创寺,迄今已有1670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山东大灵岩寺作为中唐以来天下寺院的“四绝”之首,高僧辈出,为世推重,这种盛况一直延续到明朝末年。由于寺院自身的影响力,以及在发展历史中大部分时间是皇家寺院,因此它与历代帝王的联系十分密切。

一、汉文帝梦见灵岩千柏

在现存的千佛殿东邻,有一棵寺内最古老长寿的汉柏,其东侧明万历年间《汉柏记碑》中记载了汉文帝与这棵树的神奇缘分:“汉文帝梦灵岩庙左有千柏,令邓通往观之,至而惟见一萌芽尔,回以实报。帝祭而祝之曰:当与此山并传不朽。”据碑文推断,这个梦应该对文帝感触极大,以至于梦醒后,先派自己最为宠幸的邓通不远千里前来考察,后来得知没有郁郁千柏,而仅有此树刚萌芽,又设祭祝祷——柏树与山林共垂不朽。此可谓宝山灵验,瑞气先发,静待佛法来传。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一时期是我国佛教初步中国化的磨合发展期,也是灵岩寺完成从朗公(僧朗)初创到法定禅师建寺发展的时期。僧朗大师作为佛图澄的高足,与当时很多帝王有所交集,而法定禅师却没有与帝王直接交往的史料。

朗公在灵岩,最初受到过前秦国主苻坚的礼请。梁慧皎《高僧传》中记载:“秦主苻坚钦其德,素遣使征请,朗同辞老疾乃止,于是月月修书,䞋遗。”苻坚除了数度下旨征召朗公外,还赐与大量的财物。朗公在《答秦主苻坚书》说,“气力虚微,未堪跋涉,愿广开法轮,显保天祚。蒙重惠赐,即为施设,福力之功,无不蒙赖”,委拒了苻坚,而苻坚益加敬重师德,及后来沙汰搜捕天下僧众时,还特别下诏保护朗公及其僧团,其诏云:“朗法师戒德冰霜,学徒清秀,昆仑一山,不在搜例。”

继苻坚之后,又有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后燕主慕容垂、南燕主慕容德、后秦主姚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等也先后下诏礼请朗公大师,并赐与紫金钵、紫磨袈裟等。尤其是南燕主慕容德,慧皎在《高僧传》中记载:“燕主慕容德钦朗名行,假号东齐王,给以二县租税,朗让王面取租税为兴福业。”他竟然封朗公为“东齐王”,并把奉高(今泰安东部)、山茌(今长清张夏)二县的赋税赐于大师,而朗公亦非常善巧地回复。说:“且领民户,兴造灵刹,所崇像福,冥报有所归。”他把二县的租税拿来建寺造像,为慕容德修福祝祷。

在这些国主不断地敬重扶持之下,灵岩寺的初创,就有了一个非常高的历史起点与基础,一千七百年灵岩的发展,随之拉开了一个宏大的历史序幕。

三、隋唐时期

隋文帝杨坚崇佛,由于其母亲为济南人,隋开国后,即追封外祖父吕双周为齐郡公,并任命舅父吕道贵为济南太守。隋文帝还下令重修济南柳埠朗公寺,并赐名“神通寺”,同时为神通寺等指定了功德主。在唐道宣律师《续高僧传》中记载:“又敕河南王为泰岳神通道场檀越,即旧朗公寺也;齐王为神宝檀越,旧静默寺也;华阳王为宝山檀越,旧灵岩寺也。”由此,在隋文帝的关心护持下,神通寺、神宝寺、灵岩寺都有了强大的皇族作为外护。

此外,据唐朝魏征《隋书·高祖纪下》中记载:“十五年春正月壬戌,车驾次齐州,亲问疾苦。丙寅,旅玉符山。”此事应在开皇十五年(595)正月,隋文帝东巡齐州,并亲自到灵岩寺驻跸游览,隋文帝成为第一位到灵岩寺的皇帝。

隋炀帝杨广即位之后,继续崇佛政策,他还曾亲从天台山的智者大师受菩萨戒。在唐道宣律师《广弘明集》卷三十中,收录有隋炀帝的一首《诣方山灵岩寺诗》:“梵宫既隐隐,灵岫亦沉沉。平郊送晚日,高峰落远阴。回幡飞曙岭,暕钟响昼林。蝉鸣秋气近,泉吐石溪深。抗迹禅枝地,发念菩提心。”史载隋炀帝曾赴济南拜祖母,由此可推断,隋炀帝曾造访过灵岩寺。

唐太宗李世民曾为灵岩寺御书阁题额。至今灵岩寺御书阁前有明朝德蕃王府重立的唐太宗御笔篆书“御书阁”碑,北宋仁钦法师亦曾立此三字为碑,惜后来毁坏(何时被毁不可考),故明代重立。

唐麟德二年(666),高宗皇帝与武则天封禅泰山后,驻跸灵岩。《旧唐书》记载:“冬十月戊午,皇后请封禅,司礼太常伯刘祥道上疏请封禅……十二月丙午,御齐州大厅。乙卯,命有司祭泰山。丙辰,发灵岩顿。”高宗皇帝这次驻跸灵岩,车驾随从众多,从这里也反映出当时灵岩寺之影响力。当时被高宗与武则天奉为国师的神秀大师,他的高足降魔藏禅师后来住持灵岩。北宋赞宁的《宋高僧传》中记载,他听了神秀大师的教诲后“寻入泰山,数年臻萃,供亿克周”。虽然现在没有史料记载高宗与武则天对灵岩寺的护持,但降魔藏住持期间“供亿克周”的经济能力,应该与他们的到来是分不开的。

灵岩寺现存年代最早的《唐垂拱造塔记碑》有这样的文字:“谨舍财敬造斯塔一所,奉为皇帝陛下,师僧父母,普及含灵,存亡眷属,尽愿超逾,俱登觉路。”垂拱是武则天的年号。这是当时寺中僧众为了感戴国主恩德而发愿祈福祝祷。


四、宋金时期

宋朝从太宗皇帝开始,帝王与灵岩寺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灵岩寺现存的辟支佛塔就是宋太宗淳化三年开始重建的。清朝马大相《灵岩志》中记载:“至宋太宗、真宗、仁宗、徽宗,皆赐有御书,奉于阁上。”可惜这些诏书已经没有文字资料可查。

宋朝皇帝对于灵岩寺重大的政治干预发生在熙宁三年(1070)。现存的《敕赐十方灵岩寺碑》完整地记叙了这一事件。事件的起因是当时的住持永义“给府披诉情愿状,退灵岩寺主”。虽然永义法师也是政府派遣,当时灵岩寺僧众不算太多,“有僧行一二百人,遂其四方烧香送供人施利至多。诸处浮浪聚集,兼本寺庄田不少”,但事务繁杂,兼之社会上各种人士“浮浪聚集”,所以寺内很混乱,而永义法师“一向修行戒行”,无有心力管理寺院,所以他向官府请辞。此事反映到朝廷,于是“奉圣旨依奏札付开封府,寻札付左街僧录寺”,左街僧录司智林法师奉旨之后,就选贤举荐“左街定力禅院讲《圆觉经》、赐紫僧行详一名,充齐州灵岩寺主勾当住持”。行详法师在接到委任后,恐独力难撑,又上表要求“指摘僧五七人同共前去充本寺掌事”,即选取五、七有德能的志同道合的僧人一同到灵岩寺担任寺院的职事。虽然如此,行详法师仍然担心灵岩寺的混乱局面难以把控:“行详窃闻,灵岩寺素来最是凶恶,浮浪聚集,前后之六七次,住持不得,虽今来许令指摘掌事僧五七人,亦虑难为照顾。”由此可见当时灵岩寺混乱不堪的局面,所以他又请了一道圣旨:“特乞给一为国焚修传教住持宣札,付身前去,所贵有以弹服远人,废寺易为兴葺,积集功德,上赞圣祚。”他特乞一“为国焚修传教住持宣札”的圣旨,主要目的是借助皇恩国威,“有以弹服远人”,亦即有圣旨在手,可以服众。

于是,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行详禅师带着“护身圣旨”,来到灵岩,慢慢地兴葺废寺。这道敕令,是灵岩寺由废转兴的转折点。可以说,这块《敕赐十方灵岩寺碑》,正是灵岩寺发展的真正意义上的“里程碑”,它再次重启了灵岩寺的历史发展进程。

南宋时期,女真族入侵中原建立了金朝。金世宗曾下诏书保护灵岩寺的山林不受地方的砍伐。其诏曰:“推恩天下山泽,以赐贫民,任其樵者薪之,匠者材焉。惟灵岩同五岳,留护灵脉,不在赐例,采伐者仍治以罪。”

另根据清朝马大相《灵岩志》记载,历史上发现最早的由朝廷明确灵岩寺界域的朝代是在金代,明朝亦曾颁布法令。其文曰:“金明昌中,明成化、万历中,皆见有敕立碑记可考。寺界东至棋子岭,南至明孔山,西至鸡鸣山,北至神宝寺。寺境东西二十里,南北十里。”灵岩寺的田产,于北宋景德年间,在妙空长老的努力下,由朝廷划拨,但之后不断遭到当地豪强的侵占。北宋后期,由金国扶持的刘豫在济南建立了伪齐政权,并于伪齐昌德年间颁布了碑界,但到金代已毁,模糊不可识。灵岩寺现存有金明昌六年(1195)的《灵岩寺田园记》碑,记载了灵岩寺田产的历史由来及当时住持广琛长老多年奔走恢复寺院地产界域的艰辛:“明昌三年,提刑司援他山例,许民采伐,由是长老广琛诉于部于省,才得地之十一二也。五年,琛复走京师诣登闻院,陈词蒙奏,断用阜昌天德所给文字为准,尽付旧地……”

金代不仅保护了灵岩寺的山林田产,还完全免除了灵岩寺的赋税。自此,元、明两朝皆沿袭这一优待。马大相《灵岩志》记载:“赡寺地三十五顷,隋唐以前无碑可考,宋免差徭,只纳税粮,金元明皆奉旨,粮徭全免,至今不税,其籽粒以供本寺香烛之需。”金代对寺院的各种支持,促进了灵岩寺的发展。

五、元代

元代由于蒙古的皇帝皆信奉佛法,元世祖忽必烈就曾下令免除天下寺院的赋税,禁止军民干扰寺院。马可·波罗在元朝时来到中国,途经山东临清、济南、东平等地,曾说“所有居民皆是佛教徒”。故在元朝历代帝王的护佑下,灵岩寺的发展一度达到了历史的巅峰。

元朝历代皇帝对灵岩寺下过的圣旨很多,马大相在《灵岩志》中提到,在清康熙年间“元旨存者尚有八道,盖蒙古风俗,淳朴语言,不尚浮华,大率相同……”

如灵岩寺天王殿东存有一通《元圣旨碑》,刻了两道圣旨,一道是元世祖忽必烈在兔儿年颁布,即至元28年(1291);另一道是元成宗在羊儿年颁布,即元贞元年(1295)。这两道圣旨内容基本相同,主要内容都是对灵岩寺寺产田产的保护。《元圣旨碑》中兔儿年的这道圣旨除了保护灵岩寺的寺产外,还特别提到两点:一是不准官府在寺院内办公及存放公粮,其文曰:“这的每寺院里房屋里使臣每休安下者,不拣是谁,依气力休住坐者,寺院里休断公事者,官粮休囤放者……”二是不仅自此以后免除赋税,还把当地政府催交的鼠儿年以前的税收全部免除,其文曰:“鼠儿年已前的税粮休要者。”

元成宗之后,元武宗即位,他也向灵岩寺特别颁布了与前旨内容相近的圣旨。他的诏书内容在马大相的《灵岩志》中有详细地记载,在此不再赘述。此外,元武宗还于大德十一年(1301),还曾就寺院管理问题向住持古岩长老下诏。

至正元年(1341),元惠宗(即元顺帝,元朝最后一位皇帝)又颁布圣旨并立《大元国师法旨碑》,此碑现在寺院天王殿东侧,这道圣旨也与《元圣旨碑》上的内容大致相同,主要是为了保护灵岩寺的寺产及其发展不受外部力量干扰,同时也要求僧众要安心办道,持戒修行,“无体例的勾当休做者”。

总之,仅从现存的史料推断,元朝的皇帝对灵岩寺可谓“情有独钟”,不遗余力地关心护持灵岩寺的发展。在这样优越的条件下,灵岩寺在至元年间迎来了历史发展的鼎盛时期,根据《灵岩志》记载,当时寺院占地方圆八十里,聚集僧众二千余人。灵岩寺发展的盛况,也让它一跃成为唐朝以来天下寺院“四绝”之首,这在当时蔡安持的诗中可见一斑:

四绝之中处最先,山围宫殿锁云烟;

当年鹤驭归何处,世上犹传锡杖泉。

六、明代

由于明太祖朱元璋曾在皇觉寺出过家,所以明朝的皇帝大多都崇奉佛教。明英宗朱祁镇曾颁赐《永乐北藏》一部于灵岩寺。现存于天王殿东侧的明正统十年(1445)的《皇帝敕赐大藏经圣旨碑》云:

朕体天地保民之心,恭成皇曾祖考之志,刊印大藏经典,颁赐天下,用广流传。兹以一藏,安置山东济南府长清县灵岩禅寺,永充供养。

明宪宗时期,曾下诏将“敕赐灵岩寺”改名为“敕赐崇善禅寺”。成化十五年(1479),当明宪宗接到灵岩寺产受地方侵损严重的报告后,随即下旨予以明确界域、保护寺产。诏书的内容在马大相的《灵岩志》中亦有记载,其文曰:

其界东至朗公山野老庄石门,西至鸡鸣山,南至明孔山,北至神宝寺。山园椒竹土产,遥年买办香烛,足充供养。近被军民人等牧放牛马,斫伐竹木,作践祠垣,殆非妥明灵之意。……一应田地山场园林地产,诸人不许侵占骚扰作践。敢有不遵朕命,故意生事,侮慢欺凌以沮其教,论之以法,故谕。

同时,又对灵岩寺住持进行了新的任命,以提升灵岩寺的地位:“戒坛宗师至珍长老为僧录司右觉义(从八品),仍于寺住持。领众焚修祝赞,为多人造福。今后官员军民诸色人等,不许侮慢欺凌。”

万历二十七年(1599),明神宗因母后施印藏经之愿,刻印成《续入藏经》四十一函后,颁赐一部于灵岩寺,马大相《灵岩志》中载录了这道圣旨:“敕谕山东济南府长清县护国灵岩寺住持及僧众人等……此经颁布之处,本寺僧众人等,其务斋心礼诵,敬奉珍藏,不许亵玩致有毁失,特赐护敕,以垂永久。”

在明朝帝王的护持下,灵岩寺基本沿续了元代的发展盛况。

七、明末、清代及其后之状况

明朝末年,孙化亭聚匪众万余盘踞灵岩,清顺治六年方始清剿完毕。自此,四绝之盛,只成空忆,寺院衰极,亦由此而始也。清代虽有僧众住持,亦间或小有修葺,但颓势难挽,有过一千多年的历史辉煌,曾贵为“四绝”之首的灵岩古刹,随着清朝国运的不断衰落,寺院的发展亦如同深秋落叶,飘摇欲坠。

综上所述,灵岩寺从寺院初创,到明末衰落,历代皆受到帝王不同程度的关心与优待,“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在此前提下,寺院的住持与高僧们顺应时代,以自己卓越的修行与智慧,秉持“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慈悲情怀,从隋唐开始,使灵岩寺逐步发展成为江北历史重刹。随着寺院的不断发展,以及唐德宗时期宰相李吉甫对灵岩寺“四绝”之一的定位,使得灵岩寺慢慢成为了北方佛教文化的重要中心。

  责任编辑:隆慈

精彩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