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安大师（312—385）是佛教中国化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一生致力于“佛教中国化”，并获得了全方位、系统性的成就。千百年来，无论是政界，还是教界、学界，都给予其高度评价。

本文简要梳理道安大师在个人学修和僧团建设等方面的成就，以期对当前贯彻落实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做好新时代的佛教中国化工作方面有所助益。

道安，西晋永嘉六年（312）出生，俗姓卫，河北常山扶柳人，七岁时开始学习儒家经书，十二岁出家为僧，二十岁受具足戒并外出参学。

后拜佛图澄为师，初因“形貌不称”、其貌不扬而被人轻视。但佛图澄却“与语终日”，还对看不起道安的人说，“此人远识，非尔铸也。”后来，佛图澄讲法，要道安复述，道安挫锐解纷，答辩有力，令众信服，时人流传“漆道人(指肤色漆黑)，惊四邻”。

道安具有良好的佛学功底，兼有儒学、文学和历史等广泛的知识。他一生重禅修、戒律，精研小乘教义和大乘般若学说，以玄解佛，创立“本无宗”，创佛教义理研究之先河。

东晋名士习凿齿在《与谢安论释道安书》赞叹道安大师

“理怀简衷，多所博涉，内外群书，略皆遍睹，阴阳算数，亦皆能通，佛经妙义，故所游刃，作义乃似法兰、法道，恨足下不同日而见”。

其时长安人称：“学不师安，义不中难”。丰厚的学养为道安大师接引徒众、与社会各阶层广泛交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道安之前，“译经之人，名字弗说”，时间久了，就很难知道哪部佛经是何人何时何地译出的，这不利于大众对译经史的了解和研究。

为此，道安创撰了《综理众经目录》（即《安录》），为后世研究中国佛教的译经史著提供了第一部可信、可据的史料。他坚持“不见不录”原则，凡入录者，皆要过目，若仅据耳闻，则弃而不取。

除严格审定收录的经书外，道安还对经书翻译的来龙去脉予以考订，使《安录》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惜今已失传。现存最早的经录是南朝梁代僧佑所撰《出三藏记集》的第二部分经录，其就是在全部吸收《安录》的基础上加以扩充而成的。因此说《安录》不仅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中国目录学史上也占据重要篇章。

佛教始从印度传入中国时，并不为国人所认识，最初只依附于玄学等思想进行传播，对佛经的翻译、注释不乏曲解之处。

经“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后，道安用三分科判等一系列解经方法，对佛经进行注释，“析疑甄解”，“序致渊富，妙尽深旨”，使佛经“条贯既序”，讲经者依之讲经“文理会通，经义克明”。

这既有利于佛教的广泛传播，又为以后佛经的注释作出了范例，为深入研究佛经创造了条件。

在长安时，道安争取执政者的支持，组织佛教界翻译经典。在七、八年时间中，译出佛典十四部一百八十三卷，百余万言。在长期实践过程中，道安总结佛经翻译的经验，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方法性原则，受到后世的赞扬。

汉魏西晋时期，佛法初传，汉地僧人落发出家都从师姓，因而姓氏混杂。

于是道安提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于是自己带头，将“竺道安”改为“释道安”，他的弟子也改为释姓。

后来，道安得《增一阿含经》，其文说：“四河入海，无得河名；四姓为沙门，皆为释种”，证明了其统一释姓的合理性。

从此，佛门姓“释”便成为中国佛教千年不变的永式。道安的改革，销弥了僧人因姓氏不同而突显的身世、师门之别，更好地促进了僧团的自我认同，有利于团结，同时也体现了僧团在社会中的特色。

东晋时，佛教得到了空前发展，寺院增加，僧人和信众数量不断增多。同时，僧众质量鱼龙混杂等现象也引起了统治阶层的关注和不安。后赵武帝石虎就曾提出质疑：

“又沙门皆应高洁贞正，行能精进，然后可为道士。今沙门甚众，或有奸宄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简详议伪。”

对此，道安大师十分忧心：“云有五百戒，不知何以不至？此乃最急。”为护持僧团的清净，道安根据自己几十年的出家生活经历，修持心得以及对佛制戒律的理解，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僧尼轨范》《佛法宪章》之三例：

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以此规范和管理僧众。

三例制定出来之后，“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天下翕然奉行也。”

道安通过对戒律和佛陀制戒意图的深刻理解，厘定规制，使僧团进一步融入到了中国特有的环境、文化、思惟当中，从而加快、加深了佛教中国化进程。

道安初出家就“笃性精进，斋戒无缺”，其后师事佛图澄，佛图澄“酒不逾齿，过中不食，非戒不履，无欲无求”的持戒修行让道安景仰不已。

在《比丘大戒序》中道安写道：“宁持戒而死，不犯戒而生”，可见其持戒之决心。

道安不仅自身严格持戒，对弟子们的要求也很严。《高僧传·释法遇传》中说到一个故事，法遇离开道安后，主持江陵长沙寺，寺中有一个僧人饮酒，法遇虽然处罚了，但是没有将他驱遣出寺。

道安用竹筒盛了一根荆杖送给法遇，法遇明白了道安的意思，自责说：“此由饮酒僧也。我训领不勤，远贻忧赐。”于是命维那师杖他三下，并写信跟慧远说：“吾人微暗短，不能率众。和上虽隔在异域，犹远垂忧念，吾罪深矣。”

这事感动了许多人。道安的好友、东晋名士习凿齿在致谢安的书中赞叹道安说：“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伎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可见道安治教的风采。

荷兰学者许理和对道安僧团的评价是“佛教首次获得宫廷支持并首次由中国法师领导”。道安改变了以往由印度等国的西域高僧主持僧团的局面。

他早期追随佛图澄，代师宣法。后避战乱，于恒山建寺立塔，接引天下学人，逐渐形成“道安僧团”，并有两次分张徒众。

第一次分徒在新野。时值荒年，寇贼纵横，北方战乱，他率弟子南下避走，走到新野，决定结合时局、各地风土人情以及弟子的个性特点分遣徒众，命法汰到南下传法，并说：“彼多君子，好尚风流”。又命法和去四川，说那儿“山水可以休闲”。自己则率其余弟子到襄阳。

后来法汰到建康，忠实地执行了道安“法依国主”的方针，取得了很大成就，并与师父道安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联系。他经常写信向道安请法，并通报建康的佛教情况。

法和按照道安的安排，来到四川弘法，也取得不错的成绩，“巴汉之士，慕德成群”。后来前秦苻坚攻破襄阳，道安被虏到关中，法和便从四川赶到关中依止道安。

道安第二次分张徒众在襄阳，中国净土宗初祖、庐山东林开山祖师慧远由此登上历史舞台。

当时，前秦大将符丕攻陷襄阳，城即将陷落时，道安再一次分张徒众。慧远看着师父道安对即将分别的弟子一一叮咛教诲，对自己却无所交代，不觉跪在师父面前询问教训。

道安勉励他说：“如公者，岂复相忧？”由此看出道安对慧远是何等信赖。此后，慧远驻锡庐山，以东林为道场，修身弘道，著书立说，创白莲社，成为净宗祖师。

妥善处理政教关系，是宗教在中国得以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条件。道安首次提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论断，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佛教的重要原则。

道安注重与当地官僚士大夫的往来，以其德行吸引了一大批官员和居士名流，不仅“四方学士，竞往师之”，地方“大富长者，并加赞助”，甚至外地豪族、官僚，乃至东晋和前秦皇帝都表示支助和敬仰。

东晋的封疆大吏如桓朗子、朱序、杨弘忠、郤超等也都非常敬重他。东晋皇帝一方面“遣使通问”，一方面发布诏书，表彰道安弘教之功，并赐道安同王公贵族一样的“俸给”。

前秦军攻占襄阳俘获道安、习凿齿后，苻坚高兴地说，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别人问是谁，符坚说：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并表示，安公道德可尊，朕以天下不易。

在与外界接触交往的过程中，道安虽倍受各方赞誉和支持，但始终保持了一个出家人的本色，不骄不躁，不卑不亢。

道安来到襄阳后，东晋名士郗超特意派人送来白米千斛，还写了一封长长的信表示敬意。道安回了一封信，只有一句话：“损米千斛，弥觉有待之为烦。”

大意是：“糟践了先生这千斛白米，更加觉得人这个臭皮囊是个累赘”，用廖廖数语道出了出家修行了生脱死的宗旨，令人感到亲切自然，意味深长。

道安大师对中国佛教有诸多贡献：统一僧姓；完善制定了《佛法宪章》《僧尼轨范》；首倡“净土”信仰；创立六家七宗之首“本无宗”；撰写、翻译、注释了大量佛学经典；编纂了中国第一部《众经目录》，开中国佛教史上佛经目录学的先河……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创造了佛教中国化的多项“第一”。

梁启超先生誉他为“中国佛教界第一建设者”。

汤用彤教授则赞说：“东晋之初，能使佛教有独立之建设，坚苦卓绝，真能发挥佛陀之精，而不全藉清淡之浮华者，实在弥天释道安。道安之在僧史，盖几可与特出高僧之数矣。”

宗教要长期生存发展，必须与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相适应。2016年和2021年召开的两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都强调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而佛教在中国的传承发展，就是一部顺应时代潮流，在佛教历代祖师大德的不懈努力下成功中国化，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历史。

宗教中国化不是完成时，永远是进行时，需要经常回望来时的路，走稳脚下的路，看清未来的路。当前，佛教界也面临着一些影响佛教健康传承的因素，例如：有的商业资本试图涉猎佛教领域，借教敛财；少数出家人法治意识不强，管理能力不够，不善长处理各种社会关系，僧团内部不和合，或与社会上其他关系紧张；也有的学修懈怠，对僧才的培养和佛教健康传承缺乏思考和担当；有的持戒不严，追名逐利，贪图享乐，甚至违法违戒，引发社会诟病。这些现象虽不是主流，但也腐蚀着佛教肌体，影响其社会形象。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支持引导宗教界加强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全面从严治教，带头守法遵规、提升宗教修为。要加强宗教团体自身建设，完善领导班子成员的民主监督制度。强调要培养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这些要求是对治上述佛教界与新时代不相适应的诸多现象、努力加强自身建设的对症良药。

读史明智，鉴往知来。回望历史，我们从佛教中国化的里程碑式人物——道安大师的事迹中，可以深切体会他在顺应时代方面的思考和探索，必将有助于今天佛教界加强对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加强对宗教工作党政干部、宗教界代表人士、宗教学研究这三支队伍的建设，特别是加强对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的建设。

佛教界的有识之士当从祖师大德身上汲取营养和力量，学修精进，严持戒律，恪守本份，不断提升宗教修为。同时要建章立制，加强管理，自重自律，整饬教风，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相适应。

作者：洪利民 湖北省佛教事务服务中心主任 湖北省佛教协会秘书长